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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

2011年6月17日凌晨，被告人周某驾驶轿车至浙江省杭州市崇贤镇众望街，遇见之前存在矛盾的被害人祁某，双方发生纠纷后被人拉开。路上被告人周某越想越恼火，打电话纠集被告人冯某驾车过来摆平此事。两被告人会合后，驾驶汽车寻找祁某，路上遇见祁某骑一辆摩托车经过，在周某指认之后，冯某马上驾驶轿车调头追赶祁某，周某亦驾车调头紧跟。祁某见状便加大油门逃跑，冯某在并不宽敞的道路上不计后果地加速追赶，在行至众望街94号路段时，将骑摩托车的祁某撞倒在人行道上，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鉴定均系与地面撞击、摩擦致颅脑损伤死亡。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某为泄愤报复，纠集被告人冯某并指认被害人祁某，冯某、周某先后驾驶汽车高速追逐祁某，由冯某高速猛烈撞击被害人祁某驾驶的摩托车，直接致祁某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周某虽未明确指使冯某撞击被害人，但其纠集冯某驾车前来目的是泄愤报复对方，冯某驾车高速追逐被害人时，周某驾车紧跟，明知冯某的行为可能致被害人伤亡后果的发生而未提出制止或反对意见，在冯某撞击被害人后周某也未对冯某的撞击行为表示反对或不满，足见冯某的高速撞击行为，并未超出周某报复、摆平对方的概括性故意。故被告人周某与被告人冯某共同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不同观点】

被告人冯某高速驾车直接撞击被害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持直接故意态度；而被告人周某明知冯某的行为可能致被害人伤亡后果的发生而未提出制止或反对意见，在主观上对被害人死亡持一种放任态度。对于这种数被告人在主观意志因素上不完全一致的情形能否成立共同犯罪，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否定说”，认为共同犯罪只能由共同直接故意构成，间接故意不能构成共同犯罪。其理由是，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不仅要有共同的犯罪行为，而且还要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也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犯罪人的行为是彼此联系、互助配合的，都在追求同一种结果，行为人有明确的共同的犯罪目的。而在间接故意犯罪中，由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持的是放任态度，因而也就无所谓共同追求某种危害结果以及共同明确的犯罪目的。

第二种观点是“肯定说”，认为共同犯罪不仅包括共同直接故意犯罪，还包括共同间接故意犯罪以及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相结合的共同犯罪。其理由是，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只提出是两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并没有把它仅仅限制在共同直接故意的范围之内。当各个犯罪人在客观上具有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犯罪行为，在主观上都对共同的犯罪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抱有放任的心理态度时，同样可以构成共同间接故意犯罪。

第三种观点是“折衷说”，认为共同犯罪要么只能由共同直接故意构成，要么只能由共同间接故意构成，至于一方是直接故意，另一方是间接故意这种情形，难以构成共同犯罪。其主要理由是，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虽都属犯罪故意，但性质是不同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的直接故意是有目的的，因此，不同性质的犯罪故意不能构成共同犯罪。

【法官评析】

对两被告人应以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

在常见的典型的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在主观上不仅有共同的认识，而且针对犯罪结果各被告人具有共同的希望与追求，也就是说各被告人在主观意志上持一种直接故意。然而在本案中，两被告人对于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所持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对于这种情形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在能够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

1．共同犯罪可以包含部分行为人持间接故意的情形

首先，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认为共同犯罪不包括间接故意是缺乏法律根据的。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作为故意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不能脱离故意犯罪的概念而存在，应当受故意犯罪的内涵和处延的制约。而在关于故意犯罪的概念中，刑法明确规定包括希望和放任（即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情况。据此，笔者认为，共同犯罪的故意，既包括共同直接故意，也包括共同间接故意，并且还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相结合的共同故意犯罪等三种情况。

其次，从我国刑法关于胁从犯的规定来看，实际上承认共同犯罪包括间接故意。因为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人”，从其主观心理状态上来看，是不完全愿意参与犯罪的，他们一般都不存在犯罪的直接故意，大多数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的是容任的心理态度，而这一点正好符合间接故意犯罪的特征。协从犯之间接故意与其他主犯之直接故意构成共同犯罪，也说明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能够构成共同犯罪。

再次，在间接故意的共同犯罪中，没有存在共同犯罪目的的必要。目前，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对间接故意构成的共同犯罪持否定观点的理论依据，就是在这种共同犯罪中，参与犯罪的各共同犯罪人之间没有共同的犯罪目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一，它把共同犯罪目的同共同犯罪故意简单地等同起来，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第二，它忽视了犯罪目的并不是一切故意犯罪都必须具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在故意犯罪的构成当中，犯罪目的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仅仅是一个选择条件，这对于共同故意犯罪来说当然也不例外。

最后，不承认共同犯罪包括间接故意难以应对司法实践的需要。从司法实践来看，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成立共同犯罪的案件广泛存在。数行为人均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共同实施犯罪，且均认识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是针对犯罪结果，部分行为人持积极追求态度，部分行为人则持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对于这种情形，司法实践中通常是作为共同犯罪来处理的。

共同犯罪中之所以包括间接故意，这是由共同犯罪主观罪过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共同犯罪是两个或者以上行为人共同实施的故意犯罪行为，由于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导致其在意志上也必然呈现多样化，而不可能像单独犯罪那样，行为人要么持希望的态度，要么持纵容的态度，两者不可同时并存。在共同犯罪中，不能要求各行为人也必须具备这种单一性的共同意志，而应当允许其他共同意志中同时包括希望和纵容两种心理状态。事实上，不管各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持的是希望还是纵容的态度，都没有超出故意犯罪的范畴，因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只有量的差别，并无质的不同。

2．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成立共同犯罪的判断标准问题

首先，在主观方面，各被告人具有共同的认识因素，但在意志因素上不追求完全同一，可以由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构成。

犯罪故意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构成，其中认识因素要求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危害结果有一个事先认识。同样，在间接故意构成的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之间也必须具备认识上的共同性。具体来说：其一，在间接故意的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都不仅认识到自己在实施某种犯罪，而且认识到还有其他共同犯罪人和自己一起在共同实施这种犯罪。这就是说，各个共同犯罪人不仅主观上都有犯意，而且要有犯意的联系，他们之间的犯意互相沟通，彼此协调。其二，各共同犯罪人对他们共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必须有所认识，至于预见的程度如何，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也就是说，共犯者是预见到必然发生，还是一方预见到必然发生，另一方预见到可能发生，并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此外，在意志因素上，每个共同犯罪人对他们共同犯罪的行为会发生的犯罪结果，都是明知并且抱有希望或者放任态度。当然，由于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在这里并不要求完全同一，可以由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构成。

其次，在客观方面，各个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各行为对于犯罪结果的发生均具有原因力。

所谓共同犯罪的行为，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共同犯罪人都共同参与实施了某种犯罪活动，他们的犯罪行为紧密联系，互相配合；二是每个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都是整个共同犯罪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行为的总和正是共同犯罪结果发生的统一原因，从而每个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与发生的犯罪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

具体到本案中，两被告人驾驶汽车高速追逐对方人员，冯某追上后猛烈撞击被害人驾驶的摩托车，直接致被害人死亡，其主观上对被害人死亡持直接故意态度。另一被告人周某虽未明确指使冯某撞击被害人，但其纠集冯某驾车前来目的是泄愤报复对方，明知冯某的行为可能致被害人伤亡后果的发生而未提出制止或反对意见，在冯某撞击被害人后也未表示反对或不满，足见冯某的高速撞击行为并未超出周某报复、摆平对方的概括性故意。从共同犯罪成立标准来看，在主观上两被告人都认识到了在狭窄道路上高速追逐他人，会导致致人死亡的结果发生；从客观行为上来说，在冯某驾车高速追逐被害人摩托车时，周某驾车紧跟，该行为对冯某无疑起到了精神鼓励与支持作用，促使冯某进一步加速追逐被害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同样具有因果关系。故法院认定被告人冯某的直接故意与周某的间接故意能够成立共同犯罪，依法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是适当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现代我国纠纷解决的理论和实践中，调解程序的存在既会弥补审判的缺失，又有助于实现法律的发展。因此，调解制度再次得以复兴，调解水平逐渐得以提高，调解阶段稳步得以发育，调解程序发展到高级阶段，会产生当事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强调自己的主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并且服从合乎正义的判断的论证样式。【1】笔者所工作的人民法庭地处乡村社会，在根据乡村社会的地域环境和案件类型，乡村人民法庭应当充分发挥审判权的规范、引导和监督作用，完善诉讼与人民调解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直接的衔接机制，根据《人民调解法》第33条第1款规定，诉讼与人民调解的衔接主要表现在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上。下文笔者将结合在司法实践中的认知和经验从诉前调解程序的规范、性质、理论和运行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诉前调解程序的规范依据

　　2010年8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简称《人民调解法》），其立法目的在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规范人民调解活动，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此法通过以前，实践中推动建立了声势浩大的“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强调实行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并用和联动，进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

　　2010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高级法院下达了《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通知》（简称《贯彻调解法通知》）,要求各级法院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加强与人民调解在程序对接、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协调配合。

　　二、诉前调解程序的性质界定

　　由于部门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反复博弈，《人民调解法》对于存有争议的诉讼前置问题采取搁置策略，以避免引起冲突和质疑。【2】而《人民调解法》第31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于第33条第1款确立了司法确认程序，这说明人民调解的诉讼前置是倡导性前置，而非强制性前置，在我国人民调解实践经验还不充足、价值认同还不统一、操作技术还不成熟、规范程序还不完善、理论知识还不充足、制度设计还不完善等缺失环境下，倡导性前置有利于培育自主协商、社会诚信、纷争和解的文化，并分担司法日益繁重的现代化压力，形成人民调解和诉讼程序的合理衔接。

　　根据《贯彻调解法通知》，基层人民法院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实践中，乡村人民法庭根据案件的性质类型和社会结构发现两造具有可以向相同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就会询问起诉方是否获得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意见书（不管调没调成功，只要求实行了纠纷“过滤”），因为调解委员会具有接近纠纷发生地域的优势，获取纠纷相关信息的途径更为丰富，判断纠纷当事人的品格更为准确等法庭所不具备的天然禀赋，在当前的乡村司法中，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文书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方面是分量很重的证据，从而政策性、实践性、能动性的增加了诉前调解运行的频率。而且，从司法方式与社会的对应关系看，大调解的机制以及对调解手段的强调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应当说更适合于农村地区，适合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3】

　　虽然乡村司法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再是一个依土而生、以土而富的乡土社会，但是，以血缘、地缘为连结点的缩小化熟人社会和以业缘、趣缘为链接点的扩大化熟人社会决定着乡村司法地处熟人社会之中。人民法庭为了及时有效的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接近纠纷发生地域客观公正记录纠纷事实的作用，当事人出具相应的调解文书能够作为分量很重的有效证据。因此，笔者认为，诉前调解前置是一种倡导性的立法前置和引导性的司法前置。

　　三、诉前调解程序的理论思考

　　我国《人民调解法》将人民调解定位为公益服务，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并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从规范性分析上看，人民调解必然将乡村人民法庭的一部分案件于诉前过滤掉，在乡村社会没有实质性的变迁之前，诉诸人民法庭纠纷的形态和纠纷的数量是稳定的，人民调解过滤掉的那部分能够进入诉讼的案件必然会与乡村人民法庭形成资源竞相汲取的关系，乡村人民法庭案件数量的降低是否需要调整人员配备规模、财政经费额度、物质装备配置等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是否需要对乡村人民法庭重新制定工作任务、业务范围、考核标准和评估体系。在新型纠纷和“难办”案件中，乡村人民法庭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如何实现合理的分工和有效的衔接，无疑，人民调解委员会在“难办”案件中发挥的作用更小，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的依法调解能力欠佳甚至会将案件司法化和难办化。

　　实际上，有些纠纷即使产生了也不会（不符合起诉要件）或者不能（符合起诉要件但由于经济约束等原因没有起诉）进入诉讼程序，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人民性，其所拥有的基层调解网络，天然的亲和力和接近性最大限度地调动乡村群众的参与，其工作职能应当定位于纠纷预防、道德教化、乡村治理、动员和组织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在纠纷的解决上尽量化解不会、不能以及不宜（进入诉讼程序有碍于善良风俗和社会和谐）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在乡村人民法庭的诉讼过程中，法庭可以通过委托调解等方式吸收人民调解参与司法辅助活动，人民法庭的调解是依法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不违法调解，在诉讼程序中，吸收人民调解参与司法辅助活动，必然增加人民调解依法调解的意识和水平，为今后人民调解的依法调解趋向奠定实践基础和积累宝贵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受理条件和第7条 规定的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消极条件是《人民调解法》第3条所不能涵盖的，而且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费用，就等于说司法确认不是人民法院的结案方式，不会对审判人员增加工作业绩和相应激励，但对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合法性判定必然需要审判人员智识的努力、精力的耗费和工作的增加，这也是为何有些法院没有至今没有“调确字”案号的实践性原因，但不是不存在司法确认的实践，该种实践以调解终结纠纷的形式存在。

　　四、诉前调解程序的运行分析

　　众所周知，法定的财政负担使法院告别了以开发案源来保障经费的窘迫时代，这只是一种规范性的表达和结果性的取向，实践性的认知和过程性的关注会使我们发现法院仍然在依靠诉讼收费维持运转。否则，同样是依靠国家财政负担法院和检察院在大多数基层地区为何会在人头工资以外的其他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多数县级法院以收纳的诉讼费维持运转，到了县级财政负担的时候再以所收诉讼费总额同应拨付财政额度进行核算，多交少补，从账面上看，法院确实依靠国家财政维持运转，但是，却也时常会听到法院内部“借”诉讼费办事的消息。

　　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收取调解费，依靠地方财政负担维持运转，人民调解的实际经费运转情况如何就需要进行实证性的调研。首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经费情况总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收支状况的制约；其次，地方财政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应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费之所需及时进行拨付，总有时间差的运转情形；再次，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费的情况还有看其同政府部门的争取和交涉的能力、方式、内容、过程和结果，甚至还有看地方关键领导的态度取向、重视程度、关注深度等。

　　如果人民调解的经费不能及时保证，那么，人民调解的广度、深度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人民调解的调解补助激励也将使人民调解委员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容易实现对进入诉讼程序“过滤”的纠纷上，在这些容易解决的纠纷上，人民调解委员和乡村人民法庭审判人员会产生经济资源的竞相汲取，而乡村人民法庭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又可能依法予以否定，如果这样的话既增加了当事人的成本支出，又造成了人民调解同诉讼程序的人为断裂和纠纷解决人员间的不当内耗，更损害了纠纷解决体系的职能分工和国家社会控制的制度效用。

　　五、小结

　　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94条中，仍然规定了倡导性的诉前调解程序，由当事人自愿申请进行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然而，如何在规范上科学合理规定依《人民调解法》达成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要件和在实践中现实妥当的协调人民调解和司法确认的机制定位、功能衔接、适用限度和经费保障，将是一个确保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得以顺利运行、获得实效、合理构建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季卫东著：《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

【2】范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评析》，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

【3】龙宗智：《关于“大调解”和“能动司法”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


　　（作者单位：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