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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赖紫宁　罗杜芳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再审。但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有关检察监督的问题规定得不够明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导致检察院和法院在这些问题上存在许多不一致的认识，造成检法两家在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中出现了许多矛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民事抗诉案件的范围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院对哪些民事案件可以提起抗诉?在实践中，检法两家争论很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的规定，检察院的抗诉对象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不属于检察院抗诉的范围。但这一规定也未明确检察院抗诉的范围是及于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所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还是仅限于在某些程序中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检察院是否对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的10种裁定均有权提起抗诉?民事诉讼法规定也不明确。
　　对这些法律规定的模糊界域，检察机关与法院产生了彼此相左的认识。一些检察机关认为，民事案件抗诉监督的范围应包括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全部裁定。基于此认识，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在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而且对法院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中所做出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驳回起诉的裁定提出抗诉，而且对先于执行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有的甚至还对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财产保全裁定也提出抗诉。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规定的。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是事后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既不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启动审判程序，也不能通过参加诉讼对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只能等到诉讼结束，即法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监督。这说明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抗诉受到时间和程序的双重限制。前一限制表明检察机关不得单独对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所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诉前保全、诉讼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如认为这些裁定错误，只能等到一审或二审判决生效后，才能在对判决抗诉时一并提出。后一重限制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当错误裁判落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范围，才可以适用这一程序进行再审，检察机关在此时才能够提出抗诉。民事诉讼法将审判监督程序排在第二编审判程序中的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特别程序之后，这一排列表明审判监督程序是专门用来纠正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已生效的错误裁判的。依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不发生再审问题，依公示催告程序、督促程序作出的裁判，也无再审的必要，依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作出的裁判，依法也不属于检察院抗诉的范围。执行程序是为强制实现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设立的程序，因此，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包括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等都不属于抗诉的范围。
　　另外，对于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等人身关系的案件，因这类案件与公民的人身权密切相关。在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后，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另行结婚。因此这类案件依其性质也是不宜再审的。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也应适用于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因此，人民法院关于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也不属于检察院抗诉的范围。
二、关于民事抗诉案件再审法院的审级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但对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哪级人民法院抗诉，由哪级人民法院再审，民诉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在此问题上，检察院与法院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检察院认为，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由同级人民法院再审。1而同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则几乎一律将同级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案件交给作出被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审理。
　　笔者认为，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上级法院原则上交给下级法院再审，在认为必要时才由自己进行再审是合理和恰当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处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申诉的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申诉，实行分级负责的原则。对申诉人的申诉，一般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审查处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提起抗诉，其来源也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诉。对于这种申诉案件的再审，也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一般应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处理。而且，民事抗诉不同于刑事抗诉，它体现的是一种事后监督。对这种“事后监督”案件的再审应当体现民事诉讼的“两便”原则，即便利当事人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再审审判。由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对案情比较熟识，审理起来比较方便。因此，由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如果抗诉案件都由上级检察院的同级法院再审，同级法院还要办理调卷等手续，人为地增加了不必要的办案时间。而且，由于同级法院的审判任务繁重，将全部民事抗诉案件都集中在同级法院审理，同级法院也将面临着难于承受的沉重负担，操作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对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再审，原则上应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进行。即原来是一审法院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原一审法院提出抗诉，原来是二审法院作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原第二审法院提出抗诉。检察院坚持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的，上一级法院可以收下，收下之后，认为不需要本院审理的，可交由作出原生效裁判的法院审理。
　　但是，强调抗诉案件原则上由下级法院处理，并非一律都交由下级法院再审。不加区别地将所有抗诉案件转下一级法院再审的方法也是不恰当的。有些抗诉案件应由上一级法院(即同级法院)直接再审。至于哪几类案件应由上一级法院直接再审，可由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下列几类案件可考虑由上一级法院直接再审：
　　1?下级法院已再审或已经过复查驳回申诉的案件；2?案情复杂，证据材料审查判断存在疑难的案件；3?适用法律尚无定论的新型案件；4?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具有典型性的案件；5?下级法院根据审判委员会决定做出裁判的案件；6?下级法院因地方保护而作出错误裁判的案件。除这几类之外的案件都可以交由下级法院再审。
三、关于民事抗诉案件的再审程序
　　由于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的程序未作具体规定，因此两院在许多具体的程序问题上也产生不一致的看法。
　　(一)抗诉人在庭审中的地位和权利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要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检察人员在庭审中的地位如何，法律没有规定。检察院认为，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应当有权发表除抗诉意见以外的其他意见，有权提问等等。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理由如下：
　　1?这是由检察监督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由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是基于法律监督提出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再审案件时，抗诉人的地位既不同于进行审判的审判人员，也不同于再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而是处于特殊的地位。为此，人民法院在再审开庭时，可在审判席右下侧设抗诉人席。在审判长宣布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和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后，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可以宣读抗诉书。至于开庭审理时的其他程序活动，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规定，原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第一审程序进行，原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第二审程序进行。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在再审庭审过程中，不能再发表意见。
　　2?这是由民事诉讼的私法性质所决定的。民事诉讼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诉讼主体之间的平等性，是民事诉讼区别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一个本质特征。民事诉讼本质上属于私法的范畴。而检察院则是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关，如果检察院在庭审过程中支持一方发表意见，则破坏了这种诉讼主体间的平等性，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原则规定的。
　　3?这是由法律规定检察监督的“事后”特点所决定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这种监督就是在案件处理完后，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依法提出抗诉，发动再审程序，而无权对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过程实行监督。因此，即使人民法院再审的庭审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检察院也只能在案件审结后再以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实行监督。出席庭审的检察员在再审庭审过程中要求发表其他方面的意见，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二)检察院在法院裁定再审后撤回抗诉
　　对于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裁定再审，案件即进入再审程序。在这个阶段，检察院能否撤回抗诉?笔者认为，检察院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有权撤回抗诉。
　　检察院的抗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随意性。但鉴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是根据检察院的抗诉作出的，检察院有权提出抗诉，当然也可以申请撤回抗诉。但申请撤回抗诉并非是毫无条件的。笔者认为，检察院撤回抗诉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撤回抗诉应当采用书面申请的形式提出。因为抗诉是用书面的形式作出的，撤回抗诉也同样应采用书面的方式，口头、电话、自动退出法庭等非书面方式均不产生撤回抗诉的法律效力。2?申请撤回抗诉应当在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前提出。再审开庭审理后，人民法院已对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此时人民检察院再申请撤回抗诉是不恰当的。3?申请撤回抗诉应当经人民法院同意。因为检察院抗诉后，人民法院已开始对案件进行再审。在进入再审程序后，又申请撤回抗诉，依法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如果法院认为不能撤回抗诉，而检察院坚持要撤回的，人民法院可裁定不予准许，并依法继续审理，作出再审判决。但如果经过审查，人民法院认为检察院的撤回抗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可准予撤回抗诉的，应当制作裁定书，裁定准予撤回抗诉，恢复对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在检察院撤回抗诉后，如果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原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行提起再审程序。
　　(三)再审裁判文书的制作
　　判决书、裁定书的制作应当反映审判的客观真实情况。因此，人民法院对检察院抗诉的再审案件作出判决、裁定时，法律文书的首部应当列明抗诉机关，同时可根据当事人在原审中的诉讼地位列明当事人。在判决书、裁定书中还应当写明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和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并写明案件因检察院抗诉而进行再审的情况。再审判决书、裁定书应当根据再审认定的事实作出，认为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认为原判决、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驳回检察院抗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四、关于民事抗诉案件的再审调解及发回重审
　　由于民事诉讼法未对再审的结案方式问题作出规定，因此，民事抗诉再审案件除了按原判决、裁定的形式进行判决、裁定外，能否用调解、裁定发回重审的方式结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一)对抗诉的再审案件应当可用调解的方式结案
　　关于抗诉的再审案件能否进行调解的问题，检察院的否定意见认为，允许调解结案是对检察机关抗诉权的排斥，因为调解结案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使检察机关无权对调解结果实行监督，而且调解结案也不能体现监督的效果。2笔者认为，这种意见是失之偏颇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抗诉的再审案件也同样可以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
　　1?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同样适用于再审程序。因检察院抗诉而提起再审，与因当事人申请或人民法院依职权而提起再审，除了提起再审的渠道有区别以外，再审的程序是相同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不管是按照第一审程序还是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可对案件进行调解。
　　2?民事诉讼的私法性质，也决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对案件进行调解。民事诉讼属于私法的范畴，它所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这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事人依法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放弃其所拥有的实体权利，如果当事人在再审过程中表示愿意放弃部分实体权利，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双方的纠纷。在调解的内容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检察院对此进行干预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侵犯了当事人对其合法财产的处分权。
　　3?调解结案并未弱化检察机关的抗诉权，相反它充分体现了检察监督的作用。民事抗诉的再审案件之所以要调解结案，就是因为原判决、裁定所确定的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恰当，需重新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因抗诉而引起再审后产生的，因此这正是检察监督的效果体现。
　　(二)发回重审也是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
　　民事抗诉再审案件能否发回重审，法检两院存在不同的看法。检察院的否定意见认为，发回重审可能成为法院回避检察机关抗诉的一种途径，认为它割裂和削弱了检察机关民事法律监督权的完整性和彻底性，形成了检察机关对再审案件监督上的漏洞。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抗诉的再审案件也应当可以发回重审。因为：
　　1?发回重审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再审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第1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或者案件是由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而《民事诉讼法》第153条关于处理二审案件的规定中，发回重审是二审程序审理案件的一种处理方法。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有两类按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是要发回重审的：(1)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2)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发回重审，也可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但是对于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依法只能发回重审。
　　2?发回重审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尊重。《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所规定抗诉的几种情形中，其中有一项是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如果检察院以此项规定为由提起抗诉，而法院再审认为抗诉理由成立，对案件作发回重审处理，是尊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进行民事抗诉的意义和作用。至于对重审案件的法律监督问题，检察院也同样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即在重审案件结束以后，检察机关仍然可以行使事后的法律监督权。因此，将再审案件发回重审并不存在削弱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完整性问题。
　　(作者单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华南理工大学)
　　
　　注：
　　1在实践中，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民事抗诉都是向同级法院提出的。
　　23参见李晓明李文军《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学》1997年第7期，第37—40页。





　

取保候审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之一,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一强制措施的实施,一方面在不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下,能够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体现刑法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另一方面,取保候审的广泛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减轻了羁押监管场所的压力,降低了诉讼的司法成本。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的规定进一步完善,然而,从检察机关近年来办案实践来看,在取保候审决定作出后被取保人经传唤不到案甚至逃避法律追究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办案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笔者拟从办案中发现的问题着手,探讨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该问题的一些对策,以期对检察机关办案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取保候审保证金数额应立法加以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采取保证金形式取保候审的,保证金起点数额为1000元。最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87条也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明确。笔者认为,现行立法中没有规定保证金数额的上限,导致在实践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收取标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决定取保候审时确定的保证金数额随意性太大,极易引起这项权力滥用,加之,对保证金数额规定1000元的起点,特别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起点数额较低不利于对被取保人产生威慑力,被取保人往往会不会在意较低的保证金而逃避刑事诉讼。

　　笔者认为,可以适当对保证金起点数额标准作出补充性的规定,并明确保证金恰当的取保候审保证金数额范围。一是要根据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认罪态度、罪行轻重、经济条件、对社会的次生危险性等因素全面考虑保证金的数额,从而加大保证金对被取保候审人的限制作用,让犯罪嫌疑人在逃跑与较大数额保证金被没收之间做出权衡,借用经济杠杆的扭力,致其遵守取保候审义务和规定,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二是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明确取保候审保证金,对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可由当地立法规定较高的保证金起点数额和较高的保证金上限,这些地区的检察机关在实施保证金取保时也可决定较高的保证金额,而相反,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则根据当地总体发展水平,规定较低的保证金起点数额。三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多保证金取保少保证人取保的现象,检察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时,对符合取保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先要求其提出保证人,并适时提高个案中保证金数额,鼓励采用保证人取保,以加大对被取保候审人和保证人的限制力度。

　　二、应加强执行机关对被取保候审人的执行监管

　　《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二款规定取保候审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由当地基层组织协助。而实践中,在检察机关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交公安机关执行后,一方面由于公安机关本身承担着重大的治安及社会管理职责,基层组织本身又不具有对被取保候审人监督管理的职责,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保证人向执行机关报告义务和被取保候审人的报告义务,但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报告义务规定宽泛、要求不严,往往不能达到对被取保候审人有效监管,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刑事案件的办理中,在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达成民事部分赔偿后,由于部分被取保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认为在民事赔偿后被取保候审就意味着案结事了,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因而违反取保候审义务规定在取保期间随意外出,导致检察机关需要提讯时无法传唤犯罪嫌疑人到案,执行机关对被取保人是否遵守取保候审义务规定监管缺位,被取保人脱管现象十分严重。对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自己执行的取保候审案件,实践中大多由基层派出所决定和执行,派出所人员往往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讯问后,即放松对被取保人的监管,被取保人一旦受到鼓动或和同案人员取得联系,当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往往容易出现犯罪嫌疑人不到案、下落不明或者与其他人串供、翻供等现象。

　　因此,应逐步加大执行机关对被取保候审人的监管力度,防止对其放任自流,发生新的社会危害。笔者认为,一是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取保候审时,执行机关应当告知被取保候审人及家属正确认识取保候审,向其说明取保候审期间应遵守的规定和义务,保障犯罪嫌疑人能够安心等待审判。二是对被取保候审人引入社区矫正,发挥当前社区矫正的优势和平台作用,由社区矫正机构主管,对被取保人提供心理辅导,同时有当地乡镇法律服务所等法律援助机构对其进行法律知识咨询,引导其主动认罪悔罪,在主观上进行思想改造,但应当注意的是,公安机关仍然是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且无形中增加了社区矫正机构的压力问题也值得商榷。三是可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机构和警力负责监管辖区内被取保候审人,同时与乡镇司法所、派出所、社区、基层村委会等机构密切配合,对被取保候审人严格管教,坚决防止其逃跑后再次犯罪。四是今后对被取保候审人的监管工作努力的方向上,笔者认为应建立专门的执行监管机构,同时建立被取保人档案管理和跟踪考察制度,定期对被取保人在取保期间遵守规定和履行义务情况进行跟踪考察,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在取保期间发生新的犯罪和严重违反取保候审义务的情形,可参考现行缓刑、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的建构,逐步加以完善。

　　三、对违反取保候审义务处罚措施应具体加以规范,使之更具可操作性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69条被取保候审人义务规定的,保证人若未履行保证义务,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69条第3款则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两个条款中,对违反取保候审义务的保证人和犯罪嫌疑人,实践中均是偏向于采取经济性的处罚制裁方式,体现不出对违反者的惩罚力度。同时,新刑诉法仍未对相关义务人的刑事处罚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实践中,当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导致被保证人逃逸或帮助其逃跑,大多数都是对保证人进行罚款或对被取保人没收保证金。履行取保候审义务对保证人和被保证人而言便没有拘束力,加之实践中大多数保证人系被取保候审人亲戚朋友,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保证人放松对被取保人的监督,引起被取保人传唤不到案甚至逃跑。

　　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必须完善对履行义务人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大处罚力度。一是对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规定义务的被取保人,根据违反规定情节和造成后果的轻重,可在审判时作为一个量刑情节考虑,对被取保候审人酌定从重处罚,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期间又构成犯罪的,在应用刑法对其数罪并罚的同时从严从重处罚。二是对保证人的处罚,一方面应明确具体规定保证人的哪些情况构成犯罪,对实践中保证人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发生的与被保证人串通协助其逃匿情形的,应认定为《刑法》第316条规定的脱逃罪的共犯,对有为被保证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窝藏包庇等情形的,也应明确立法或作出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另一方面应针对保证人主观过错、客观被取保人私自逃跑后再次发生犯罪等情形,对保证人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进行罚款式的经济性处罚。三是取保候审可引入“双保险”,司法实践中,常用的保证金取保已经无法对被取保候审人有着较大的约束力,因此,在取保候审时,可要求被取保人在交纳保证金的同时提出保证人,即所谓“双保险”,这样一方面被取保人承受着保证金的经济性约束,另一方面也可促使保证人履行义务,当发生被取保人违反规定的情形时,对被取保人的处罚力度就在加大。但应当注意的是,笔者所述的“双保险”不应当成为司法机关限制取保候审的门槛,只有对罪行较严重、无法预知其是否发生社会危险性的部分犯罪嫌疑人才能够引入“双保险”。四是在保证人责任追究制度的建构中,笔者认为可引入行政处罚的规定,这样可通过在罚款和刑事责任之间采取行政处罚措施扩大保证人责任制度的张性,强化保证人责任追究方式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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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张建良:《刑事强制措施要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张军:《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韦建湘:《浅析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http://gxjc.gov.cn/city jc/liuzhou/JC CITY/liujiang/JC INFO/content.asp?id=96,2010年11月5日。

　　6、徐骥:《取保候审制度适用现状分析》,载《法制与经济》2012年6月总第315期。

　　7、钊作俊:《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1期。


　　作者单位:安徽省金寨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