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办法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25号
《青海省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办法》已经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省人民政府第２８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省长 赵乐际
2002年7月18日
青海省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防范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追究重大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依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含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下同）的正职和分管负责人，对下列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负有领导责任的，依照本办法规定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二）重大火灾事故；
（三）重大建筑质量安全事故；
（四）重大矿山安全事故；
（五）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事故；
（六）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重大安全事故；
（七）其它重大安全事故。
地方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对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比照本办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重大安全事故肇事单位和个人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民事责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重大安全事故的具体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采取有效的行政措施，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安全监督管理，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对本行政区域内或者职责范围内防范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和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迅速妥善处理负责。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每个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特大、重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或政府主要领导人委托政府分管领导人召集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参加，分析、布置、督促、检查本行政区域内防范特大、重大安全事故的工作。
会议应当做出决定并形成纪要，会议确定的各项防范措施必须实施。
第六条 各州（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单位、设施和场所明确安全事故的防范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每季度组织有关部门对上述单位、设施和场所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特大、重大安全事故主要防范单位、设施和场所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
第七条 各州（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必须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预案经政府主要领导人签署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八条 各州（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本办法第二条所列各类安全事故的隐患进行查处；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责令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整改排除；在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查处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 各州（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超出其管辖或者职责范围的，应当立即向有管辖权或负有职责的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紧急的，可以立即采取包括责令暂时停产停业在内的紧急措施，同时报告有管辖权或负有职责的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查处。
第十条 依法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产事项负责行政审批（包括批准、核准、许可、注册、认证、颁发证照、竣工验收等，下同）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不符合安全条件的，不得批准；不符合安全条件，弄虚作假，骗取批准或者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取得批准的，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必须立即撤销原批准，并对弄虚作假骗取批准或者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的当事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行贿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和分管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与当事人勾结串通的，应当撤职；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对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取得批准的单位和个人，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必须对其实施严格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条件的，必须立即撤销原批准。
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对取得批准的单位和个人不实施监督检查，或者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条件而不立即撤销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和分管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对未经依法取得批准，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发现或者接到举报后，应当予以查封、取缔，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对未经依法取得批准而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应予取缔而未取缔、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而未处罚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和分管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中小学校的安全管理。实行学校安全工作校长负责制和安全一票否决制，防止发生食物中毒、火灾、旅游等安全事故，确保学生安全。中小学校禁止以任何形式、名义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劳动或者其他危险性劳动。禁止将学校场地出租作为从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场所。
中小学校违反前款规定，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对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直至降级的行政处分。
中小学校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对校长给予撤职的行政处分，对直接组织者给予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各州（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必须严格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实行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各级领导和有关人员的安全责任。
第十五条 各州（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依照本办法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履行，本地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负责安全监督管理的政府各有关部门，未依照本办法履行职责，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和分管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直至降级的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恶劣的，由省人民政府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州长、市长、行署专员给予记过直至降级的行政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长、市长、区长由上级人民政府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时限立即上报，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违反前款规定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记过的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应当迅速组织救助，有关部门应当服从指挥、调度，参加或者配合救助，将事故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第十九条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州（地、市）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迅速、如实发布事故消息。
第二十条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省政府或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组织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事故调查工作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６０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提交调查报告；遇有特殊情况的，经调查组请求并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时间。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对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责任的意见。
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应当自调查报告提交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必要时，省政府可以对重大安全事故的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一条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阻挠、干涉对重大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对该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记过的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报告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举报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不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报告或者举报的有关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对事故隐患进行查处，或者对举报的不履行、不按照规定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三条 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实施监察。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正职负责人对特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负有领导责任的，依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中国古代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述评
李爱斌
关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理论，古代学者和政治家有着不少的论述。综合这些论述，或许能更接近地勾勒出我国古代法的真实，辨析出我国法治早期时代的一些历史和特点。
一、法的产生—“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先秦的学者认为，在国家和法律没有产生之前，远古的中国社会“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商秧说，“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百姓多了，不免产生奸邪，于是，作为度量奸邪、禁绝奸邪的法制得以产生。墨子分析说，天下之所以乱，其原因在于没有“政长”。于是选出天子，置立三公，划分“万国”，分立国君，置立政长。实际上是以地域划分国家，建立国家机构，实施国家统治。
满清入关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入关后，“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世祖）颇烦拟议”。世祖福临命人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民众而奸邪生”、“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正是治理天下混乱的需要促成了法律的产生；2、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动力来自于统治者，并且是统治者（圣人）建立不世功勋，基本安定天下之后。这些圣人凭借自己极大的权威和功业，为了巩固和稳定统治，开始重视法制的作用，进而发政令、制法律，推行法制。
二、法的地位、作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中国古代法律只是“主”、“上”统治天下、管理百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是用来管别人的，服务于君主统治，服从于君主意志的。在齐国变法的管仲说，“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法设之于官府，甚至不让百姓知道。郑国子产铸鼎公布法律，引起包括孔子在内的不少人的反对。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法有其缺点，不是万能的。司马迁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法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并不是单单凭法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在秦嬴政之前，商鞅、吴起变法，一方面使国家强盛，另一方面自己落了个悲惨的下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的学说甚至还没有被秦嬴政实施，就被谗言害死）。秦嬴政采用韩非的法律思想治国，征服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是，因为过于依赖法制，苛刑峻法，很快就灭亡了。鉴于秦的教训，汉初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以休养生息。自汉武帝之后，德主刑辅成为历代统治思想，法律站在了辅助性的地位上经久不变。
一切法都是经济利益的反映。法律，就是利益的保护和分配，使矛盾和斗争的统治者制定法律，体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法律中，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以赎金抵罪等等。而一旦实施中，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影响，加以制止和阻碍。于是出现“法之不行，自上乱之”的情形，结果施行法制者往往身败名裂。
三、礼法关系—“相辅而行，不可缺一”
最初的“礼”，原是人们供奉鬼神的一种习俗。礼逐渐由祭祀仪式发展成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礼逐步完善详备，成为兼容并包的庞大的体系。《汉书*礼乐志》叙述得较为详细：“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从治国的角度看，礼与法有着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张岱年、魏长海说，荀子“既不同意只讲礼治、德治，不讲法治；也不同意只讲法治，不讲礼治、德治。荀况注重礼法的主张，兼采儒法两家政治理论之长，纠正儒法两家之短，这是从总结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的。到清末宣统元年，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言，“且夫国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国之民有不遵礼教者，以刑齐之。所谓礼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辅而行，不可缺一者也”。
关于礼法关系，当代学者杨鹤皋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在战国之前，法在内容上与“礼”相通，指对人们进行引导和禁止的条文规定；在使用上与“刑”同义，指表现为伤害体肤的惩罚规定和措施。战国之后，随着成文法的制定公布和变法的开展，礼与法日益对立，法与刑逐渐区分。在内容上，法将传统道德、习惯以及个人的言论等排除在外，专指由君主和官府颁布的命令，从而有别于礼。需要补充的是，法与刑虽然形式上分开了，但他们仍然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仍然共同为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服务。
四、德法关系—“国之有刑，所以弼教”
秦朝灭亡的教训，使得后代治国者不得不进行反思。汉初董仲舒认为,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他重视儒教的传统，开始强调德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并逐渐被统治者所采纳。刘向说得更为明白，“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到了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逐渐成为治国的共识。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主张，就是推行德治，施刑罚。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德与法的关系。唐太宗认为，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可以移风易俗，由乱至治。他谆谆告诫大臣们应“以仁为宗，以刑为助”。为避免重蹈亡秦和亡隋严刑峻法的覆辙，他认为必须废除严刑苛法。因而，太宗时修订的法律比隋朝时“削烦去蠹，变重为轻”。太宗虽然提倡德法兼用，但他也看到了在维护封建统治过程中刑罚的必不可少。（参见王德明:《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到元代官修《宋史》时，这种思想仍是正统。《宋史*刑法》解释《书》中“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这句话说，“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远罪，导以之善尔。唐、虞之治，固不能废刑也。惟礼以防之，有弗及，则刑以辅之而已。
从理论上、认识上说，德主刑辅是正确的、甚至是切中时弊的。但在实践中，德，更多强调的是官吏自身的约束力，由官吏本身的道德修养、能力水平而确定，没有一种广泛的、全方位、强有力的监督制约，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暗箱操作和腐败政治。事实上，即使历史上法律森严、具体而完备的时代，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非常大的，甚至靠官员自己的聪明才智、关系网颠倒黑白、一手遮天。
总之，中国古代社会中，先有强人政治，建立国家，然后产生法律。法律作为治理百姓的工具之一，作为德治的辅助手段而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发展中占着主导地位。它的经济基础是封闭的、不发达的，没有自由竞争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归根到底要视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认识甚至兴趣而发展。它没有民主的政治传统，是强权政治的组成成分。法、法的学说直接产生于并掌握在统治者一个阶层——“士”手中。他们热衷于为统治所用，创立学说，实行法治，一切都取之于、服务于统治百姓的需要。因而，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和本质特征就是治民、愚民。法治是公平文明正义的体现。讲法治的时期，社会就安定、政治就清明、秩序就稳定，但实践中往往不能长久。因为它是统治的附庸、皇帝的侍臣、政治的工具。它的推行依然靠“势”、“术”，没有势无法施行法治，而且法治其实就是一种术 ，遇到权势往往就驻足不前、甚至“礼崩乐坏”。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政府法制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