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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层法院三十年的发展变化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作者：李娜


内容摘要：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从此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伴随着我国的前进步伐和节奏，北安市人民法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


关键词：法院 改革 发展 变化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从此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伴随着我国的前进步伐和节奏，北安市人民法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

北安市人民法院，是一个位于黑龙江北部地区的基层法院。1978年以来，我院沐浴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法官队伍不断壮大

据史料记载， 1979年该院共有37人，其中审判人员15人。在15名审判人员中，大学文化、大专文化、中专文化和高中文化各1人，初中以下文化11人，初中文化以下的占到了73.3%。

三十年后的今天，北安法院现有干警104人，其中法官65人。与三十年前相比，干警人数增加了近三倍，法官人数增加了四倍。队伍的壮大，不仅仅是人数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干警素质显著提高。仅就文化水平而言，现有的法官大专以上文化为100%，本科以上文化为98%。　

不仅如此，北安法院近年来不断加大队伍建设的力度，努力提高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班子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司法决策能力。二是加强干警培训，注重抓好干警的政治思想教育，强化干警的业务水平和技能，通过选派干警参加最高法院和省、市法院的有关培训，涌现出了一批办案能手、调解能手和先进个人。

二、法官职业化纵深推进

在过去，法官谈不上什么职业化，法院进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官职业化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95年7月1日，法官法的颁布实施，不仅使我国法官的称谓正式化、法律化，而且明确规定：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为法官的职业化奠定了法律基础，使法官这个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发展。北安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也由此起步，深入推进。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提高了进人的门槛，学历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要求，并实行“凡进必考”，自1985年开始，北安法院共进入36人，均是通过公开的考试进入的，有些已经成为各庭、科室的主要负责人，有些则正逐渐成为法院的中坚力量。

2001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进一步明确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内涵。北安法院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司法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等方面法，对法官提出了新的要求。

法官职业化建设除了内在的要求外，还有一些外化形式，如改革服装和法官在庭审中使用法槌等。1984年前，审判人员没有统一服装。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便于法官执行职务，1984年5月，北安法院审判人员配发了全国统一的审判制服。法官在执行职务时，头顶国徽（大沿帽上挂有国徽）、肩扛天平（制服的肩部有天平徽章）。十多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制服进行改革，设计制作了2000式法官制服。北安法院的法官于2001年统一换发2000式法官制服。法官们在执行职务时着统一的西服，并在胸前佩戴天平徽章（法徽）。2000式法官制服，一改过去大沿帽制服军警化的氛围，更能体现法官职业的特点，更能适合审判工作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国务院、人事部、财政部的规定，从2007年7月1日起，北安法院的法官们享受到了专门的审判津贴，从待遇上也体现出了法官职业的特色。

三、司法理念日益更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安法院的司法理念与时俱进，日益更新。法官们司法理念的更新，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除了《宪法》和几种组织法（这些法律大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制订的）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法律。那个时候法院办案，主要依据当时的政策。改革开放后，法制建设摆上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除了修订《宪法》外，《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也相继出台，北安法院在贯彻执行这些法律中，更新理念，大胆实践，成效显著。

在民事审判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基本上都是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一张嘴，法官跑断腿”，是对这种诉讼模式的形象描述。在调查、收集证据上，由法官大包大揽，既要在庭前调查收集证据，又要在庭审中宣读出示自己收集的证据，很难体现法官的中立角色。九十年代初，因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实施，带来了民事审判的改革，重点推行诉讼证据制度，坚持“谁主张，谁举证”，以当事人举证为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为辅，变大包大揽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既减轻了法官疲于调查取证的过重负担，又加强了当事人的诉讼责任和证据意识，更适合民事诉讼的特点和要求。跨入新的世纪，北安法院按照“和谐司法”的新理念，对案件的审理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每个案件的承办法官都自觉地把调解作为首选的结案方式，通过对当事人进行德治和法制教育，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案件调解结案，不断提升案件的调解率：2008年1－9月，北安法院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率超过了80%。

在刑事审判方面，最值得关注的理念更新，就是由“有罪推定”变为“无罪推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理念转变。1997年前，刑事审判沿袭“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被告人一旦被指控犯罪，如果被告人自己不能提出证据足以证明自己无罪的话，那么被指控的罪名就成立，定罪量刑在所难免。从1997年起实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新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所体现的就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和司法理念。按照这种理念，如果审判中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应当推定其无罪。按照这些法律精神和司法理念，北安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进一步强化了司法保障人权的独特作用。

在行政审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开创了历史上“民告官”的先河。北安法院在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上，转变观念，加强宣传，消除百姓对“民告官”的畏惧心理。同时，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权利，做到有诉必理，该立案的及时立案，该审判的依法审判，既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行政机关合法行政行为的权威，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审判工作飞跃发展

三十年来，北安法院的审判工作飞跃发展。1979年全院审理各类案件109件，2007年全院审理各类案件2221件，上升了18倍。2008年1－9月，全院已审理各类案件2190件，由此可见，审判工作发展之快，令人惊叹！

从案件的类型看，改革开放之初，受理的案件仅有刑事和民事两大类。案件数量少，类型也比较单一。1979年，北安法院审理的62件民事案件，仅涉及四个小类，即：婚姻纠纷、房屋纠纷、继承纠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事案件的种类越来越多。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81年设立了经济审判庭，专门审理借款合同、承包合同等经济纠纷案件。2001年12月，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法院改革的要求，撤销经济审判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将原来的经济纠纷案件纳入民事审判范畴，统称为民商事案件。近年来，北安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种类繁多，仅二、三级案由就有60多种。改革开放以来，刑事审判有了很大的发展，北安法院针对新时期刑事犯罪的新特点、新情况，结合本县社会治安的实际，依法从重从快严厉审判各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行政审判的受案范围也非常广泛，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
　　案情:　

　　2012年4月18日21时许,犯罪嫌疑人韩某伙同高某、魏某驾车沿109国道来到东坊城堡乡东坊城堡村“王千”洗车摊,在韩某的指示下,三人手持事先准备好的斧头、砍刀对正在该洗车摊洗车的一辆拉煤车司机张某实施抢劫,抢走现金1100元。　

　　案发后,魏某于次日被抓获归案,韩某、高某分别于2013年1月19日、1月22日向公安局投案自首。在讯问中,高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认定为自首没有争议;但是作为主犯的韩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仅承认其参与了抢劫的事实,而否认实施抢劫是他指使的,把责任推到高某身上,也不承认在实施抢劫过程中曾拿斧头对大车司机进行过胁迫、恐吓,是高某和魏某抢到的钱。　

　　分歧:　

　　韩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避重就轻,不承认自己是组织者、是主犯,这种情况下韩某能否构成自首,实际上是对“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如何理解的问题,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韩某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交代了其参与抢劫的事实,使案件得以及时侦破,无论从成立一般自首的条件还是设立自首制度的目的与根据来讲,韩某都构成自首。　

　　第二种意见认为,韩某虽然自动投案,并交代了其参与抢劫的事实,但其并没有如实供述,其避重就轻的供述势必会影响到对共同犯罪案件中事实的认定以及主从犯的区分,进而影响到量刑。韩某不如实供述的行为也表明其没有悔过自新之意,有再犯罪的可能性,因此对韩某不宜认定为自首。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笔者认为讨论该种情况下韩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主要是如何理解“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问题,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即可认定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下面笔者就何为犯罪嫌疑人的“主要犯罪事实”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在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交代犯罪的时间、地点以及实施了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即使对其中的一些细微情节没有完全交代清楚没,也可认定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其次,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在供述中避重就轻,隐瞒犯罪事实中对量刑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情节,或者把责任推给同案犯以减轻自己的刑事责任,不宜认定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虽然自动投案,使案件得以及时侦破,为国家节约了司法资源,但是其避重就轻的供述表明其人身危险性的减轻程度是有保留的。立法上设立自首制度,不仅仅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还有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刑罚目的的需要的考虑。如果将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认定为有自首情节,可能会导致一些狡诈之徒逃避应有的惩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交代了基本犯罪事实,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主要的犯罪事实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认定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性质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情节,即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定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情节;二是对量刑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情节,即是否影响到法定刑升格,有无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等。具体到本案,韩某仅供述了定罪事实却没有如实供述量刑事实,不宜认定为自首。　

　　阳原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