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经济特区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
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经济特区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
（2011年10月26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专利创造与运用，加强专利保护与管理，建设创新型城市，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厦门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专利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专利指标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创新型城市评价体系和科技计划评价体系。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专利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促进与保护工作，研究解决专利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市、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促进与保护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专利促进与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专利宣传教育，营造专利促进与保护的良好环境。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媒体等单位，应当加强对专利知识的宣传，提高全社会的专利意识。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开展专利基础知识教育。
第二章 专利促进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事业单位专利工作的指导和服务，鼓励并支持其制定和实施专利发展战略，推动有关专利管理规范的落实，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和专利运用水平；培育和发展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引导其为企业、事业单位提供优质、规范的专利中介服务。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设立专利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下列事项：
(一) 专利申请资助；
(二) 专利实施促进；
(三) 专利奖励；
(四) 专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维护；
(五) 专利预警应急机制建设与专利维权援助；
(六) 专利示范、试点单位资助；
(七) 专利知识宣传教育、专利人才培训；
(八) 专利促进与保护的其他工作。
专利发展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具体使用办法由财政部门会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制定。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专利奖，每年评选一次，对在本经济特区进行发明创造和专利实施，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第八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专利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并支持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事业单位建立各类专业专利信息数据库，促进专利信息的共享和利用。
第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深入开展专利示范、试点工作，提升企业、事业单位专利运用能力和应对专利竞争的能力。对被列为专利示范、试点单位的，依照规定予以资助。
第十条 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等有关部门，按照行业和领域特点编制并定期公布应当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目录。对列入目录的关键技术的 研发、专利申请，予以扶持。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对本经济特区被授予发明专利权的专利发明人予以奖励。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报酬。
第十二条 有关单位进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时，应当将专利发明人、设计人的相关专利作为评审的依据。对技术进步能够产生重大作用或者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专利发明人、设计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破格申报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研究、开发专利技术及产品的投入费用，按照有关规定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企业购买专利所发生的费用，按照 有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专利中介服务机构从事专利技术转让、专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专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业务，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十四条 鼓励和引导专利权人依法采取专利权入股、质押、转让、许可等方式在本经济特区实现专利的市场价值。
第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专利运用、促进专利技术的产业化；在政府扶持的科技、产业化计划项目立项时，优先支持拥有专利权的项目。
以政府财政资金安排的创业风险投资资金和设立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应当优先选择投资专利技术产业化项目。政府采购应当优先将拥有专利权的产品列入采购目录，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
第十六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制定专利技术实施项目计划，重点支持符合国家和厦门市产业政策、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好的专利技术项目在本经济特区实施，促进专利技术的产业化。
第十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发展和规范专利交易市场，支持建立专利技术交易机构，推进专利技术交易服务，促进专利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
第十八条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向本经济特区转移专利技术成果。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机制，促进发明专利和专利核心技术的本地化和产业化。
第十九条 扶持并引导企业、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推动自主研究开发的专利技术形成相关技术标准。
第二十条 建立厦门与台湾地区的专利联盟和专利信息共享平台，开展专利申请、保护、宣传、信息、培训、教育以及研究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章 专利保护
第二十一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专利执法协作机制，依法调解专利纠纷，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专利行为，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专利预警应急机制，监测和通报重点区域、行业、产业和技术领域的国内外专利情况、发展趋势和竞争状态，为政府决策及企业、事业单 位发展服务。
第二十三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展会专利保护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 依法受理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投诉，及时处理展会专利侵权纠纷；
(二) 依法查处展会期间发生的专利违法行为；
(三) 组织开展专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以巡查、督导等方式监督承办机构履行专利保护义务；
(四) 建立展会专利保护情况的信息披露制度，提供有关专利保护的信息查询服务。
第二十四条 展会承办机构可以通过与参展方签订参展期间专利保护条款或者合同的形式，加强展会专利保护工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派员进驻展会现场开展专利监管。展会承办机构对标注专利标识的参展产品或者技术，可以查验其专利有效证明；查验后，未提供专利有效证明的，应当拒绝其以专利产品、专利技术名义参展。
第二十五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请求，可以对下列专利纠纷进行调解：
(一) 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二) 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三) 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四) 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五) 其他纠纷。
第二十六条 在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过程中，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部分证据，可以书面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查取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有初步证据证明有专利侵权 事实的，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一) 询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证人；
(二) 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档案、合同、图纸、账簿、发票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三) 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实施现场勘验；
(四) 抽样取证；
(五) 调查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七条 侵犯专利权，引起纠纷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认定侵权成立并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处理决定之后，当事人应当履行，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 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就同一专利权再次作出相同类型的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依法直接作出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处理决定。
第二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假冒专利以及侵犯专利权的违法行为，应当建立档案并纳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不得提供虚假情况，不得隐瞒、转移、销毁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原始凭证 ；不得擅自转移、毁损、变卖已查封或者扣押的物品。
第三十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专利维权援助机构建设，提供专利咨询服务，开展专利维权援助活动。专利维权援助机构应当建立重点企业专利保护工作联系制度，加强对重点出口企业、支柱和特色产业的专利保护及维权援助工作，提高企业应对专利纠纷与技术壁垒的能力。
第三十一条 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应当指导和帮助会员申请和实施专利，维护会员自身权益，督促会员尊重他人专利权，为会员提供专利咨询等服务。
第三十二条 鼓励企业建立或者参加专利维权组织和保护联盟，制定行业专利保护规则，组织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开展集体维权，形成多元化的维权援助机制。
第四章 专利管理
第三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重大经济和科技活动的专利审查和管理工作。政府投资项目涉及专利权的，项目主管部门应当查验专利文献检索、评估报告，并征求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意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及时答复。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的重大技术研究开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成果转化等项目，申请人应当向有关项目主管部门提交相关技术的专利文献检索、评估报告。
第三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所涉及的专利资产进行评估：
(一) 以专利资产作价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
(二) 改制、上市、合并、分立、清算、投资、转让、置换、拍卖、偿还债务等涉及专利资产的；
(三) 许可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专利权的；
(四) 其他依法需要进行专利资产评估的。
第三十五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指导服务外包企业加强专利保护和管理。服务外包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专利管理制度，完善专利信息管理，保护发包方的专利权。
第三十六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专利中介服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规范专利中介服务机构行为，建立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诚信管理及评价体系。
第三十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交专利登记簿副本或者专利证书，以及当年缴纳专利年费收据等专利权有效证明：(一) 以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技术为主要项目内容，申请政府资金支持或者政府奖励的；
(二) 委托设计、制作、发布广告，内容涉及专利权的；
(三) 其他依法需要确认专利权权属的。
商场、超市销售标注专利标记的产品，可以通过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网站查询该专利产品的专利法律状况。
第三十八条 市、区人民政府建立健全专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专利统计制度，定期开展专利统计调查工作。
第三十九条 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以下专利信息：
(一) 专利申请与专利授权情况；
(二) 专利保护与维权援助情况；
(三) 新兴产业及支柱产业的专利情况；
(四) 其他需要发布的专利信息。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决定具备法定执行效力后，侵权人再次侵犯同一专利权，扰乱专利管理秩序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违法所得难以认定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提供虚假情况或者隐瞒、转移、销毁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原始凭证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擅自转移、毁损、变卖已查封或者扣押物品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已查封或者扣押物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专利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1999年3月30日厦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3年7月15日厦门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正的《厦门市专利保护规定》同时废止。
论审判监督程序改革
王海江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救济程序，其主体内容就是再审程序。从总体上说对于修正审判错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实现社会正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之规定存在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审判监督程序功能的完全展开，已不能适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要求，改革审判监督制度已势在必行。因此，最高院副院长沈德咏及时指出：“审判监督改革是法院工作改革的重点，改革与完善审判监督机制，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
一、审判监督程序改革应以体现现代司法理念为价值取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司法理念作为“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①进行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中必须有先进的司法理念所指导，但司法理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法律文化的蕴涵和积累，是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经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多年实践和经验积累，经过对中外法律思想的去粗取精，我国已经逐步形成成熟完善的现代司法理念系统，正如肖扬院长所讲，“要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作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作为法院工作的灵魂与生命”。以公正与效率为核心的现代司法理念，有着深刻而博大的内涵，其内涵还包括司法中立性、司法独立性、司法权威性、司法公开性、司法程序性等基本内容，这些理念正逐步深入民心，展现其应有的价值功能。
而检讨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其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指导思想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案件事实，纠正审判差错，保障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充分实现，但是“民事审判上所能达到的只能是法律真实，而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真实，立法者追求个案实体绝对公正的诉讼目的实际上很难实现”。②这样“将哲学上的理性原则直接套用到某一学科领域，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体现。” ③是对司法规律的否定与不尊重，其结果只能是为了片面追求客观公正而牺牲诉讼的其他效益。由于没有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导致了片面追求有错必纠的局面，实质上就是未能正确认识公正与效率辨证关系，现代司法理念所包含的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是统一于实现社会正义中的。迟到的公正意味着不公正；没有公正的效率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应该是遵循着“零和政策”，在社会正义和社会法律意识允许的最低限度内，实现公正的最小大量和效率的最大小量，④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赢。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构建因为没能正确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加之立法技术上的粗糙与不足，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表现的十分明显：因此在改革中，要以现代司法理念为价值取向，改革中坚持司法公正，尤其是树立程序公正理念，程序优先，以程序的科学性、平等性、公开性促进实体的公正性；坚持司法效率。即强调程序的及时终结性，来节省诉讼资源，保障裁判既判力实现，恢复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提升司法权威，即对生效裁判不得轻易启动再审，以保障裁判的权威；保持司法中立，即法院、检察院原则上不主动提起再审程序，以保障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平等和司法机关的中立。
二、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已实施了13年，经过实践检验，尽管其积极意义明显，但暴露出的问题不容忽视，甚至其负面影响已经有吞噬其正面因素的趋势。
（一）阻却再审条件的虚置化和简单化
1、启动再审程序理由的宽泛和随意
对于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提起再审的限制就是确有错误，但确有错误的准确涵义是什么呢，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什么类型的错误、什么程度的错误呢，司法解释也没有做出限制性解释，显然自由裁量的范围过于宽泛随意。
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对启动再审规定了五个条件，分别是有新的证据、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行为。 “判决被确定后，如仅仅是因为判断不当或者发现新的证据就承认当事人的不服声明，则诉讼是无止境的。” ⑥如对于“新的证据”一项，提供人在原审中没有发现并取得该证据有无过错，该证据与诉讼结果有无实质关系，法律与司法解释都没有限制；又如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由于对其具体内涵没有进行明确限制性解释。
对于检察院依法抗诉启动再审权，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得除了没有“新的证据”一项外，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条件相同，不言而喻，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2、启动再审程序次数及时间的放纵和无限
再审作为一种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纠错程序，这样有利于追求个案的公正，但却牺牲了整个法律制度的效率，而且不利于保护现存的已经法律确认的法律社会经济关系，并且使胜诉的当事人一次次地卷入再审程序中，对其也是极大的不公正。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却对再审的次数没有明确规定。虽然，该法的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两年的再审除斥期间，但两年内认为判决对己不利的当事人可以无数次的提出申请再审，以阻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从而使案件不能进入执行程序，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实现。即便超出两年的申请再审期间，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各方面的影响使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或者检察院抗诉。因为我国法律对公权启动再审并没有时间限制，法院和检察院无论何时，只要当事人申诉了，发现有问题，都要启动再审程序，使已经生效的裁判随时有被更改之虞，这又何谈司法的权威性和效率性？我们注意到当前上访缠诉现象为什么有愈演愈烈之势，有的案件已经被多次驳回或者已再审多次，有的上访缠诉已经长达20年，其中一个特别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申诉及再审时间及次数的无限性，一些人就用这种方式迫使法院一次次启动再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很明显，这样的被动局面主要是法律自身的漏洞造成的。
3、启动再审程序范围的模糊和庞杂
究竟对哪些裁决可以提起再审，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的指出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可以再审。在其解释中对特别程序案件、再审维持原判案件及婚姻案件中的婚姻关系部分予以再审排除。那么对审理中阶段性裁决如查封、财产保全裁定等能否再审没有明确，。另外，对哪些案件绝对不可提起再审没有进一步明确。
4、申请再审案件无须交纳诉讼费导致诉权的滥用与歧化
无论一审还是二审案件都要依法交纳诉讼费。但司法解释却排除了对再审案件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的义务。可法律一旦规定不必交纳诉讼费，当事人行使诉权便可以没有经济投入的顾虑，即便蝇头之误也会擅兴诉讼，更有甚者，恶意诉讼，故意规避需要交费的二审程序，而在再审中提出自己无理的请求。这样的后果可能就是与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南辕北辙。
（二）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的失衡与碰撞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和当事人三类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主体。由于立法理念的准备不足，多元化的启动主体却是理应强化的不强，应该弱化的反倒强化了，而且各主体在行使权利时矛盾碰撞颇多。
法院超职权介入有违司法的被动性与中立性。首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违司法中立原则。审判权是被动性权利，应是个中立的仲裁者，“在处理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利（即民事裁判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问题时，国家权力应当受当事人处分权利的约束，当事人不主张不争执的事项，法院就不应进行审判”⑦一旦法院启动再审，那么就必然主观上必然有所倾向；其次，主动启动再审是对私法意思自治的极大冲击，对当事人所享有的私权的处分权造成侵害。“法院如果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有损法院的中立形象。”⑧所以，从公正、中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出发，审判权不应主动介入审判监督程序。
检察院全方位介入有违司法的平等性与公正性，提起抗诉启动再审，除了如法院一般是以公权侵害私权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造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平等诉讼权因公权的介入而使双方享有的诉讼资源的不平等，从而也影响到当事人双方实体和程序权利的不平等。
当事人申诉权和申请再审权没有程序性权利保障。再审程序中没有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方式、再审应准备的材料、法院对再审的审查期限和处理方式，“使得当事人在再审时犹如进入了一个没有法定程序的雾区，完全感觉不到诉权的存在。”⑨另外，案外人是否能启动再审法律没有规定，而现实中有些案件的裁判结果确实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如不规定案外人的申请再审权是极不公正的。
（三）再审案件审理中的程序缺失与混乱
1、再审级别管辖的非理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根据作出生效法律裁判的法院审级不同，分别适用一审、二审程序再审。显然这就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进行审判监督的法院层级不定，适用程序不定。另外再审既可以是原审法院审，也可以是上级法院提审，这样再审案件的审理权有两种选择，具有不确定性，造成了当事人对诉讼预期的不确定性。第二，原审法院再审不符合回避、公正原则。这种审理方式难以取得当事人的信任。首先，有违于回避原则；其次，即便再审组织主观上无所偏袒，由于审判组织本身水平和思维定势的影响仍不容易纠正错误。所以由低级别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很难树立司法权威公正的形象。
2、再审审理方式的混乱性。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分别适用一审、二审两种审理方式的情形，这导致再审案件既可能用一审程序对全案再审，还可能用二审程序对裁判不服之处进行部分审理。这样当事人的再审权因法律规定的内在逻辑混乱而可能受到不同审理程序及方式的救济，混乱复杂的审理程序对实现实体公正是非常有害的。
3、再审中止原判决执行的绝对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意味着只要进入再审程序，原判决的执行力就中止了，负有义务一方可以中止履行义务了，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较大矛盾。在理论上，决定再审只是仅进行了程序审查，并不是实体审查发现了错误，故再审的案件一律中止执行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每年经过再审的案件近10万件，而否定原审效力的裁判仅占五分之一左右，显然为了20%案件的公正而迟滞全部案件的执行力是因噎废食。
4、司法机关启动再审后特殊性问题规定的缺失性。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案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适用一审、二审程序审理。但再审程序毕竟是有别于普通的审理程序，有其特殊的程序问题，如在一、二审程序中并不涉及到法院和检察院介入的问题。显然，对这部分再审程序如何处理就成了实践上的法律适用盲区。如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后，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但是如果原审原告不到庭或中途退庭，应该如何处理，是否应按自动撤诉处理呢，如果这样办，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不是做无用功吗，而不这样办，也是缺席判决，那么原告对新裁判的权利不主张不还是与没有启动再审程序一样吗？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是未能确立审判监督程序独立性价值所致，也是审判监督程序主体多元化弊端在具体程序中的体现 。
三、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具体改革内容
通过对我国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分析与论述，可以看出，从法治现代化角度它是有相当部分是需要大力改革的，所以，要以现代司法理念武装审判监督程序，内容上突出强调公正性、效率性、中立性、程序性、权威性。
（一）强化和具体再审阻却条件
1、细化当事人再审理由。再审事由的规定我们可以比较分析一下国外的规定。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法国和德国，以及在再审程序上具有大陆法系特点的日本，关于再审事由都是具体明确的，而且在实践中运行效果较好。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对再审条件弊端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可以做如下规定：
⑴发现新的证据，且：
ａ、该证据系在生效裁判作出前由对方当事人故意扣留而不提供；
ｂ、该证据虽经举证人提供线索但未能在举证期间内收集到；
ｃ、该证据举证人未能在法庭允许的时限内举出，但举证人对没及时举出此证据没有重大过错。
⑵不合法的认定证据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包括：
ａ、作出裁判依据的证据是虚假的或是伪造变造的；
ｂ、作为裁判依据的法院或行政机关的法律文书被变更或撤消的；
ｃ、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证据。
⑶原裁判适用法律有重大错误并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⑷原裁判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出的。包括：
ａ、审判组织不合法；
ｂ、当事人未经合法代理诉讼；
ｃ、原诉讼未给予当事人行使重要诉讼权利。
⑸原审判组织成员因审理该案件而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2、明确再审案件范围。再审的对象只能是法院作出的终局性裁判。在明确再审范围时，还应明确排除以下三类案件不得再审：一是未经上诉的案件原则上不得再审。但系因过上诉期后才发现再审事由的除外。这样可以有效防免那些故意规避上诉审风险的当事人挤进再审门槛，又可以使确实不属于当事人过错而未能上诉的案件得到救济。二是已经再审的案件不得再审。经过再审的案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已经过法院审慎的审查，即便有错，决大部分的错误也是白璧微瑕，如果允许再审，即使质量有所提高，但相对于诉讼成本来说，代价过于昂贵，故应禁止对这类案件再次再审。三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不得再审。最高院作为我国最高司法机构，它的裁决应是司法的典范；是人们的一种信仰，具有无可动摇的既判力。这样才有利于树立法制的威严与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