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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某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案情简介】郑某某于1996年4月承包了宣州区水东镇祁梅村下何村民组的南冲山林。1999年底，郑某某向发包方下何村村民组长请示疏山（指砍伐一些有碍竹林生长的劣质竹），得到同意后，郑某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即在承包经营管理的山场杨家洼、棺材垅两处采伐毛竹7940斤，由村民组长监秤，并开具码单。2001年7月份，郑某某又雇请同村的两名砍工在同一地点再次无证采伐毛竹13500斤，由两砍工监秤，并开具码单。两次累计无证采伐毛竹21440斤，郑某某将两张码单交给了村民组长。后因群众举报，郑某某因涉嫌盗伐林木罪，于2002年11月被依法逮捕。经林业部门鉴定，郑某某两次无证采伐毛竹21440斤折合为1038株，所采伐的毛竹均属劣质竹株，无多大经济效益。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郑某某于1999年底至2001年7月间，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砍伐自己承包经营管理的毛竹计1038株，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盗伐林木罪。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指控郑某某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郑某某无罪。理由是：（1）郑某某砍伐的是毛竹，起诉书指控的是盗伐林木；（2）郑某某砍伐林木数量未达到法定数额，司法解释对砍伐竹子未作具体规定；（3）郑某某砍伐毛竹的目的是疏山，这有利于发展林业，主观上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4）砍伐毛竹虽未办理采伐证，但事先已向村民组长作了请示。
【审判】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郑某某违反森林法规，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两次砍伐其承包经营管理的毛竹1038株，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滥伐林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成立。被告人郑某某两次无证砍伐毛竹，事前均征得村民组长的同意，事后又将过秤的单据交给村民组长，说明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而不符合盗伐林木罪的特征。被告人郑某某事先虽向村民组长请示疏山，但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毛竹1038株，数量较大，为此，对被告人郑某某及其辩护人无罪辩护意见，不予采信。被告人郑某某当庭能如实供述，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处被告人郑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评析】法院在对该案处理时，产生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郑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理由是：刑法规定，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构成犯罪。这里所指的是森林或林木，没有指毛竹。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中（以下简称为《解释》），对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具体规定，没有对盗伐、滥伐毛竹定罪量刑作规定，只在《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规定对盗伐、滥伐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的定罪量刑问题，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上述规定的精神，规定本地区的具体标准，及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解释》第四条、第六条规定的数量幅度内，确定本地区的具体数量标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1989年与安徽省高级人民检察院联合作了一个司法解释，对盗伐、滥伐毛竹定罪量刑作了规定。但在200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的司法解释中却没有对盗伐、滥伐毛竹定罪量刑作规定。郑某某盗伐林木一案中，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郑某某盗伐的是毛竹，却以盗伐林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于法无据。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因此郑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郑某某的行为构成盗伐林木罪。
盗伐林木罪，是指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或个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盗伐林木罪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解释》第三条中亦指明盗伐林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见，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行为特征一致，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只是犯罪对象的差别而已。因此，《解释》第三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有“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擅自砍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等情形之一，数量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以盗伐林木罪定罪处罚。本案中，郑某某虽经发包方的村民组组长同意后疏山，且第一次监秤的人还是村民组长，两次过秤的码单也交给了村民组长，村民组长的证言也予以证实，但郑某某在疏山前，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就擅自两次砍伐毛竹达21440斤，折合1038株。郑某某两次砍伐的虽属劣质竹，但砍伐时，按照规定也应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否则，是违法行为，达到一定数量的，则是犯罪行为。显而易见，郑某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毛竹的行为已违反了森林法及其他保护森林法规规定，具有非法占为目的，侵犯了国家、集体或个人对林木的所有权，构成盗伐林木罪，应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郑某某予以处罚。
第三种意见：郑某某的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
森林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资源，国家对森林和其他林木实行统一管理，对森林和其他林木的权属、采伐、培育种植等作出统一规定，也就是国家的有关保护森林法规所体现的国家林业管理制度。《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细则》等法规，对森林经营管理、森林保护、森林采伐以及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照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林木的所有权、使用权和采伐权相分离。不能因为对林木拥有所有权、使用权而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并领取采伐许可证进行采伐，或者虽然领取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否则，可能构成滥伐林木罪。所谓滥伐林木罪是指违反森林法及其他保护森林法规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在这里，滥伐行为应当理解为违反准采规定采伐树木的行为，当然包括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超过准采限额采伐的情形，虽然也属于对他人林木所有权的侵犯，但因其属于持有采伐许可证而超限额采伐，就其侵犯的直接客体而言，更主要的表现为对林业资源管理秩序的破坏。对此，《解释》第五条第（一）项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滥伐林木罪处罚。本案中，郑某某承包了山林，就负有对承包的山林管理、发展、保护的义务。山林中树木、毛竹不是每棵每根都能成长为经济林的，有的反而会影响其他树木、毛竹的生长，必要的疏山是可行的，也有利于毛竹的生长。郑某某在山林承包期间欲对竹林中的次竹、凤折竹、抱节竹等劣质竹进行采伐既疏山，采伐前即向发包方村民组组长请示，同意后进行疏山，并先后两次采伐毛竹计21440斤，折合1038株。郑某某在采伐毛竹前没有报请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而是经发包方同意，村民组长批准后就进行采伐，其行为已触犯了刑律。郑某某先后两次采伐毛竹，事前向村民组长作了请示，事后又将过秤的码单交给了村民组长，由村民组记帐，故其主观上不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意，亦非属于擅自砍伐森林或其他林木的行为。郑某某对其承包的竹林中的次竹、凤折竹、抱节竹等劣质竹进行砍伐，属于择伐，是管理行为，有利于毛竹的生长和发展。郑某某择伐的虽然是劣质竹，按规定也应需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方可进行 择伐。综上，郑某某的行为不符合盗伐林木罪的特征和要件，其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应以《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予以惩处。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 孙文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２０１２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


　（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2007年12月12日提交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咨询情况及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会议认为，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具体产生办法和第五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可以作出适当修改；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决定如下：

　一、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不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立法会的选举，不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功能团体和分区直选产生的议员各占半数的比例维持不变，立法会对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维持不变。在此前提下，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具体产生办法和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和附件一第七条、附件二第三条的规定作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行普选前的适当时候，行政长官须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就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改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法案及其修正案，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部议员实行普选前的适当时候，行政长官须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就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问题以及立法会表决程序是否相应作出修改的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修改立法会产生办法和立法会法案、议案表决程序的法案及其修正案，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表决程序如果未能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继续适用上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表决程序继续适用上一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表决程序。

　会议认为，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可参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关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组成。提名委员会须按照民主程序提名产生若干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全体合资格选民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会议认为，经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努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一定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并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本决定的规定，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