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食品安全法实施看刑事责任的完善
徐军
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已于6月1日施行的食品安全法将有效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但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本文作者从刑法角度探讨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完善，对构建完整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不无借鉴意义。 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食品安全法取代食品卫生法，是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现实需要，标志着我国的食品安全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彰显了国家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决心和信心。食品安全法的主要内容，总的一点可以归结为强化食品以及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监管者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具体明确规定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没有直接在相关条文中规定刑事责任，而是在第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属于一种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食品安全法的这种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应当说与我国目前朝着统一性、集中性方向发展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是相一致的。 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讲，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而是需要更多的法律规范或是部门法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与之相协调和衔接，以形成完整的确保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许多法律面临着调整和完善，刑法亦是如此。
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规范滞后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规定，亟须与食品安全法协调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滞后性，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在主体上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涉及到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而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较窄，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所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在主体上只涉及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只涉及食品。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例如，食品安全法规定，不得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问题是，如果违反该规定，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却并不能以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或是生产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定性。当然，对此类行为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性，但这又落入了“口袋罪”的窠臼，因为从刑法理论上讲，所有食品安全犯罪的同类客体都是危害公共安全。刑事立法技术的日臻完善，要求对犯罪客体的划分越来越精细，避免“口袋罪”现象的出现，不能把所有的或大部分的食品安全犯罪都简单地以一罪来处理。
二是刑法中有些食品安全类的犯罪的法定刑偏轻，有的甚至低于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而刑法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罚金刑的规定却是，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明显轻于行政处罚。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是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向，而刑罚轻于行政处罚，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三是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类的犯罪处罚范围过窄，没有体现出预防为主的方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而对食品安全的风险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面临着一种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调控不力的危机。首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具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并不多见。其次，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对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但由于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中，不作为型的犯罪很少，生产经营者即使不作为，且造成重大损害后果，也难以对其定罪判刑。再次，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 综上，食品安全法出台后，需要对刑法进行调整和完善，以形成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层级性、严密性和强力性，确保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无缝衔接，全方位构筑食品安全法律屏障。
应将食品安全法禁止的行为与刑法典相关条文联系起来 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关键在于如何将食品安全法禁止的行为与刑法典的相关条文联系起来。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巨大损害结果，对这类犯罪行为的规制，应当以预防为主，即只要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危险，就应当对其进行刑事制裁。这种预防性的刑法制裁，其实也就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流行的风险刑法理论或安全刑法理论所主张的内容。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设专节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罪，并增加相应的罪名。
食品安全犯罪不仅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食品安全犯罪，也恰恰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定罪处罚的。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被称为最大“元凶”的张玉军及其“下线”张彦章，就是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等众多领域和环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等的规定，具体罪名应包括:非法生产、销售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产品罪;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罪;食品安全事故不报罪;出具虚假食品检验证明罪;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等。
二是适当增加过失的食品安全犯罪。
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都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行为人不履行食品安全法查证查货的注意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并不能根据这些罪名进行处罚。因为没有履行查证查货义务，只是一种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故意还是有相当差距，即应当注意而不注意还不能说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不管是对行为性质，还是对结果的故意。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规定过失行为也能构成以上罪名。
三是适当增加不作为型的食品安全犯罪。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义务。对于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由过失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可通过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予以刑法规制，因为应当查证查货而不履行该义务的，实际可纳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过失范围之内。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却很难通过目前的一些罪名进行有效规制。因为现代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有时虽然食品生产者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了生产，仍然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尤其是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时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对其危害性作出准确评估。即不安全食品的产生实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食品生产销售者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所导致的，另一种是很难证明食品生产销售者在生产销售时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导致的。对于因为后一种可能性所产生的不安全食品，即使将过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也因为很难证明食品生产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而很难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将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除了可以促使食品生产销售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还可以对一些后来发现所生产的食品具有危害性，但却难以证明生产者具有主观过错，而且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
四是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并要全面提高罚金刑的金额，最低不能低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罚款额度，以体现出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五是适当惩处一些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风险刑法理论的核心是将刑法介入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这种刑法介入时间的提前，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一些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但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存在一个主观的证明难题，即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之目的。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刑法规制也存在类似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预备行为都难以证明其主观目的，有些食品之所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者为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了变质或有毒有害的原料，或销售者为了牟取暴利而低价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且生产者或销售者购入这些原料或食品，除了用于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或用于销售外，别无其他用途，证明其犯罪目的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对于为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购入问题原料或为了销售而大量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
本文发表在2009年7月13日检察日报第三版观点栏目
(作者为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法学博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政府 韩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以下称“缔约方”），
希望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愿意通过缔约各方给予投资、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良好的待遇和保护，为各自国家的投资者在另一方领土内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认识到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会促进两国间的经济技术交流，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一国的投资者在另一方领土内，在进行投资时，依照另一国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用作投资的所有种类的财产，特别是，但不限于：
（一）动产和不动产及其他物权，如抵押权、留置权、质权、用益权和类似权利；
（二）股份、股票、债券或公司、企业或合营企业中其他任何形式的参股；
（三）金钱请求权或与投资有关的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四）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工业设计、工艺流程、专有技术、商业秘密及商名，和商誉；
（五）依照法律或根据合同赋予的任何权利及依法取得的任何许可证或许可，包括勘探、提炼、种植和养殖或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
投资财产任何形式的改变，不影响其作为投资的性质。
二、“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主要包括利润、利息、资本利得、股息、提成费及酬金。
投资产生的收益用于再投资时，再投资的收益享有与该投资相同的保护。
三、“投资者”一词，系指在另一国领土内投资的一国的国民或公司。
（一）“国民”一词，在缔约一方系指具有该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公司”一词，
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社团；
２、在大韩民国方面，系指法人、合伙、公司和社团，不论是否有限责任、是否法人或是否以营利为目的。
依照一国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组成且在其领土内拥有住所的公司，应视为该国的公司。
第二条
一、缔约各方应尽可能在其领土内促进另一国的投资者的投资，并根据其本国适用的法律和法规使该投资获得许可。
二、任何一方国家的投资者，在另一国的领土内，关于投资许可和与投资许可有关的事项，享受不低于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三、对愿进入另一国领土内从事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的任何一方国家的国民，另一国应对其入境、居留、居住以及从事业务活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的申请，依照其适用的立法应给予善意的考虑。
第三条
一、任何一方国家的投资者，在另一国领土内，在有关投资、收益和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方面应保证得到不低于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二、任何一方国家的投资者，在另一国领土内，在有关投资、收益和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方面，应保证得到不低于后者一方国家投资者的待遇。
三、本条所述的“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特别是，但不限于：
（１）维持分公司、代理店、办事处、工厂和其他用于业务活动的适当的设施；
（２）控制和经营自己设立或取得的公司；
（３）雇用和解雇专家，包括技术人员、高级职员和律师及其他职工；
（４）缔结和履行合同。
四、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应解释为一国有义务将以下事项产生的待遇、优惠或特权给予另一国的投资者：
（１）任何现有或将来的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共同对外关税区或货币联盟或任何一国已是或可能为其他成员的类似国际协定或其他形式的区域合作；或
（２）全部或部分与税收有关的国际协定或安排。
第四条
任何一国的投资者在另一国领土内，为行使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在请求或接受法院审理和向行政仲裁机构及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权利方面的待遇，不应低于该另一国给与其本国投资者或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第五条
一、任何一国的投资者的投资和收益，在另一国领土内，应始终受到保护和保障。
二、任何一方国家的投资者的投资和收益，在另一国领土内，只有为了公共利益，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方可被征收、国有化或采取其他具有类似效果的措施（以下称“征收”）。征收应依照适用的法律和法规进行，并给予补偿。
三、本条第二款所述的补偿应在宣布征收决定或征收决定为公众所知前一刻投资的市场价值的基础上计算。若市场价值不易确定，则依照普遍承认的估价原则，在公正原则基础上，尤其考虑原投资资本、折旧、已汇出资本及其他相关因素以确定补偿。该补偿的进行不得迟延，应包括自征收之日起直至支付之日以适当利率计算的利息，应能以确定补偿款额之日有效的官方汇率有效实现并自由转移。
四、任何一国投资者在另一国领土内有关本条第一至第三款所述事项方面，保证得到非歧视待遇。
五、受影响的投资者有权依照采取征收一国的法律，请求该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行政仲裁机构或行政机关，就本条第二、三和四款所述措施及补偿款额进行及时审查。
六、若任何一国在其领土内任何地方征收依照其有效法律组成或设立的另一国投资者拥有股份的公司的财产，应适用本条规定。
第六条
一、任何一国投资者在另一国领土内，由于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或内乱而使其投资受到损害，如后者一方采取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其他解决措施时，享受不低于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二、在不损害本条第一款的情况下，一国的投资者在另一国的领土内因该款所述事件遭受损害或损失是由于：
（一）另一国军队或当局征用其财产；
（二）非因战斗行动或情势所迫，另一国军队或当局毁坏其财产；
对投资者在财产被征用期间遭受的损害或损失应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补偿款项的支付应不迟延地进行，以确定补偿款额之日有效的官方汇率自由转移。
第七条
缔约任何一方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根据对其投资者在另一国领土内的某项投资所作的担保而支付了款项时，缔约另一方应承认：
（１）依照法律或根据该国的法律事务，该投资者将权利或请求权转让给了前者缔约一方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及
（２）前者缔约一方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因代位有权行使该投资者的权利或请求权并应承担与投资有关的义务。
第八条
一、一国的投资者依照另一国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在投资方面应得到保证以任何可自由兑换货币不迟延地转移以下款项，特别是，但不限于：
（１）一国投资者投资的净利润、股息、提成费、技术援助和技术服务费、利息和其他正常收入；
（２）出售或全部或部分清算一国投资者的投资的款项；
（３）原始投资及扩大投资的追加款项；
（４）偿还与投资有关的借款的款项；
（５）被允许在另一国领土内从事投资有关活动的一国国民的收入；
（６）补偿。
二、本协定内，汇率应与转移之日有效的官方汇率一致。
第九条
一、关于一国投资者和另一国政府有关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在后者一国领土内应尽可能通过争端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在给予另一国投资者的待遇不低于给予其本国投资者投资的待遇或给予第三国投资者投资的待遇的基础上，该投资者可使用符合投资所在一国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的法律补救措施。
三、任何一国政府或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其他承担补偿义务者与另一国投资者关于第五条第三款所述的补偿款额的争端，如果自当事任何一方要求友好解决之日起六个月未能解决，则根据该投资者的要求，查提交参考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称“华盛顿公约”）而组成的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以下称“仲裁委员会”）。一国政府和另一国投资者之间关于其他事项的争端，可根据双方的同意，提交如上所述的仲裁委员会。
如果该另一国的投资者在该一国领土内求助于行政或司法解决时，该争端不得提交仲裁委员会。
四、本条第三款所述仲裁委员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当事双方各委任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自当事一方收到另一方要求将争端提交第三款所述仲裁的通知之日起六十天内委任，该两名仲裁员在其后九十天内一致同意指定另一名非任何一国国民的第三名仲裁员为首席仲裁员。
五、如果在第四款规定的期间内当事各方委任的仲裁员未能就第三名仲裁员取得一致意见，当事任何一方可请求当事双方事先同意的第三者委任与两国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首席仲裁员。
六、仲裁程序由仲裁委员会参照华盛顿公约制定。
七、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终局的，具有拘束力。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执行，应根据被要求在其境内执行裁决的国家有效的关于关于裁决的法律和法规，仲裁委员会应陈述其裁决的依据，并应当事任何一方的要求说明理由。
八、当事各方应各自负担其仲裁员和参与仲裁过程的费用，首席仲裁员履行其职务的费用和仲裁委员会的其他费用应由双方平均负担。
九、在实施本条第三款所述的交付仲裁委员会的情况下，国家之间不得提出有关该案件的请求。
十、尽管有本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华盛顿公约的成员国时，应投资者或政府的要求，可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不提交根据华盛顿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称“中心”）的争端以外的任何争端，提交“中心”。
第十条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议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议，应尽可能通过协商或谈判解决。
二、如果争议在三个月内得不到解决，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议提交仲裁庭。
三、仲裁庭按以下方式逐案设立。自收到仲裁要求之日起两个月内，缔约各方各委任一名仲裁员。该两名成员一致同意一名由缔约双方同意的第三国国民为仲裁庭首席仲裁员（以下称“首席仲裁员”）。首席仲裁员应自另两名仲裁员委任之日起两个月内得到委任。
四、如果在本条第三款规定的期限内尚未作出必要的委任，除非另有商定，缔约任何一方可请求国际法院院长委任第三名仲裁员，如果该院长为任何一国国民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职责，则提请副院长作出委任。如果该副院长也为任何一国国民或不能履行此项职责，则提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任何一国的国民的资深法官作出委任。
五、仲裁庭以多数票作出裁决。裁决是终局的，具有拘束力。缔约各方各自负担其仲裁员和参与仲裁程序的费用，首席仲裁员的费用和其他费用由缔约双方平均负担。仲裁庭自行制定其仲裁程序。
第十一条
本协定适用于一国投资者在另一国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者方面，适用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的投资。
（二）在大韩民国投资者方面，适用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以后的投资。
第十二条
一、某事项同时受本协定和另一双方国家均为其成员的国际协议管辖时，本协定不得妨碍缔约任何一方或在另一国领土拥有投资的一国投资者从优适用。
二、如果一国根据其法律和法规或其他具体规定或合同给予另一国投资者的待遇比本协定的规定更优惠，则从优适用。
第十三条
任何一国投资者拥有实质利益的第三国公司，在另一国领土内，除非该另一国和该第三国之间具有有效的关于投资和保护投资的国际协议，应保证得到如下待遇：
（一）关于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五条第一款至第四款和第六款、第六条和第八条及第十一条规定的事项，不低于第三国投资者拥有实质利益的其他第三国公司在该另一国领土内享受的待遇。
（二）关于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五条第一款至第四款和第六款、第六条和第八条及第十一条规定的事项，不低于该另一国投资者拥有实质利益的第三国公司在该另一国领土内享受的待遇。
第十四条
一、为便于执行本协定，缔约双方同意设立由双方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
二、联合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
（一）审查协定的执行情况及两国间有关投资的事宜；
（二）结合一方或双方国家关于接受外国投资的法律制度或政策的发展，就本协定的适用及与本协定的适用有关的事项进行磋商；
（三）必要时向两国政府提出适当的建议。
三、联合委员会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在北京和汉城轮流举行。
第十五条
本协定生效后，中国国际商会和大韩贸易振兴公社一九九二年五月二日签订的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同时失效。
第十六条
一、本协定签署后，自缔约双方相互交换各自履行完毕国内法律程序的通知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有效期五年。除非任何一方在本协定有效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自动继续有效一年。
二、对于本协定终止之日前取得的投资和收益，本协定第一条到第十四条的规定，自本协定终止之日起继续有效十五年。
三、经缔约双方同意，可修改本协定。
由分别正式授权的签署人在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韩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在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大韩民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 岚 清 李 相 玉
（签 字） （签 字）
议定书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以下称“协定”）签署之际，签字者同意下列各项作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根据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日在巴黎签署的保护工业产权国际公约或其后修改的规定或根据任何一国已是或可能为其成员国的现存或将来的国际协定，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应解释为影响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二、关于协定第三条第二款及第十三条（二）的规定，任何一国政府为了公共目的，国家安全或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必须时，根据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给予另一国的投资者的差别待遇，如果采取的这种差别待遇不是针对另一国投资者或另一国投资者拥有股份的合营公司，不应视为低于该一国投资者所享受的待遇。
三、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应妨碍任何一国政府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活动的特别手续。但应保证该手续在实质上不损害上述条款规定的权利。
四、关于第五条第四款：
（１）缔约任何一方给另一国投资者的待遇，不低于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２）缔约任何一方依照其有效立法，保留对另一国投资者所享受的不低于给予其本国投资者的待遇作出或维持例外限制规定的权利。
五、协定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影响任何一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的缔约国关于外汇限制具有或可能具有的权利和义务。
六、关于第八条的规定，“不迟延”一词系指应在履行转移手续一般所需时间内完成。自提出转移有关款项的申请之日起，对第八条所述的转移，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七、协定第十三条所述的“实质利益”，系指达到能够控制公司或对其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程序的利益。
由分别正式授权的签署人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议定书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韩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在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大韩民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 岚 清 李 相 玉
（签 字） （签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