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从七例死刑改判无罪案件看转变司法观念的迫切性

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检察院 吴海堂


2004年3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通报了七起在原审中已判为死刑或死缓，而经被告人上诉或申诉后被改判为无罪的典型案件。从改判的原因看，都是因对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出现偏差或证据不充分而引起，充分暴露了办案人员在执法观念、执法理念上存在的问题。透过案件本身，剖析造成“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并引以为戒，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改变执法作风，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 七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这七起案件分别是黑龙江省杨方忠故意杀人案、海南省黄亚全、黄圣玉抢劫案，广西覃俊虎、兰永奎抢劫、故意杀人案，这三起案件均是犯罪事实不是被判刑的被告人所为，是在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后才得以纠正，属张冠李戴的冤案；而甘肃省出租车司机荆爱国因运输毒品案则是侦查人员为破案而设置圈套、蓄意制造的假案；另外，辽宁李化伟故意杀人案、重庆童立民故意杀人案、云南孙万刚故意杀人案则是证据不足，无法认定犯罪事实即被告人所为而判无罪的错案。
这七起案件被改判后，分析原审之所以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发现办案人员在证据的采用上存在以下问题：
1、 将被告人的供述作为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这七起案件中有五起是被告人曾经作过有罪供述，虽时供时翻，或前后矛盾，但在原审中均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被采纳。
2、 忽视证据之间的疑点，没有做到“排除合理怀疑”。对于证据中或证据间存在明显不符合常理或互相矛盾的疑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忽略，如在覃俊虎、兰永奎抢劫、故意杀人案中，现场勘查提取的物证中，有两只分别为41、42码的皮鞋，经辩认41码的鞋是被害人的，另一只42码的鞋是嫌疑人的，而二被告人穿的鞋只有38、39码，矛盾比较明显，但未引起重视。
3、 被告人的无罪辩解未被合理排除。如在黄亚全、黄圣玉抢劫案中，二被告人均辩解称：他们没有参与作案，当天下午5点至10点一直在黄道军家帮忙做菜，一起吃饭，并提供了多位证人。而侦查机关只是简单询问了其中的两个，而没有对其他证人调查取证，导致所认定的犯罪事实与无罪辩解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合理的排除。
4、 证据收集不到位，导致证据缺失，形不成证据链。在第一次讯问中或初次勘验现场时，工作不到位，收集证据不全面，导致证据灭失，形不成完整的证据索链，最终因证据不足而导致无罪判决。如在李化伟故意杀人案中，对现场提取的凶器（菜刀）没有做指纹鉴定，对于提取的足迹也未鉴定属于何人，法医也没有鉴定出被害人死亡的具体时间，对李化伟作有罪供述时没有用音像设备加以固定，所以在言词证据出现变化后，无法用物证、鉴定结论等来印证，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导致无罪判决。
5、 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形成的“非法证据”、“瑕疵证据”影响了证据的证明力。除荆爱国运输毒品案是公安机关人为制造的典型假案外，其他案件在证据搜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现象，甚至在笔录中有侦查人员代为签名，这样靠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降低了证据的证明力。
二、 产生错案的思想根源
通过对这七起错案产生的具体原因分析，发现执法人员的执法观念陈旧，没有严格按现代司法理念办案，是导致错案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这种陈旧的执法观念主要表现在：
1、 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观念根深蒂固。这七起案件均有被害人死亡或被告人有被判处死刑的法定情节，应当说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法打击的重点，坚持从严惩处的方针是必要的，但是正因为后果严重，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极刑，一旦铸成错案，后果无法挽回。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犯罪一贯提倡要从严惩处，特别是社会治安形式恶化时，便人为地开展“严打”斗争，以突击办案的方式开展大规模地清理，甚至下达办案指标，将可立可不立的坚决立案，可捕可不捕的一律逮捕，能重判的绝不轻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犯罪嫌疑人一味强调打击，忽视对于犯罪嫌疑人正当权利的保护。虽然在“严打”斗争中，绝大多数案件是正确的，但是个别的错误却能导致一个人、一个家庭长期的不幸，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种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观念有违司法公正的主题，与重视人权，保护人权的现代法治精神不相符。
2、 “有罪推定”、“先入为主”的思想严重。办案人员对执法人员总是持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固有观念，将犯罪嫌疑人的“嫌疑”理所当然的认作“犯罪行为”，只注重收集有罪证据，不注意收集无罪证据，把翻供当作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片面认为是狡猾抵赖的表现。如覃俊虎、兰永奎抢劫、故意杀人一案，只因两人都是刑满释放人员，办案人员先入为主，认为被告人有前科，再次犯罪的嫌疑就大，因此，尽管被告人翻供，承办人仍然内心确信此案就是两被告人所为，不惜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那些有前科，在群众心目中经常做坏事的人，一旦有案件发生，他们往往就是被怀疑目标，所以在破案中就是以人寻证，先设想某个人犯了罪，再去搜集他有罪证据，而不是以证寻人，用案件本身的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
3、 “口供是证据之主”的错误观念依然存在。很多案件都涉及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一旦犯罪嫌疑人不按办案人所设想的供述，办案人员就认为犯罪嫌疑人欺骗自己，从而对犯罪嫌疑人大加惩罚，直到犯罪嫌疑人按办案人员的要求和目的供述为止，这种刑讯逼供、暴力执法现象充分暴露了办案人员自己对于案件本身证据的不确信，非得到犯罪嫌疑人自认有罪，才能认为证据已充分。
4、 经验主义代替了严谨的工作作风。有些办案人员办案只是凭经验，对案件往往只是进行粗略的审查，而忽视对案件细节的分析，导致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有时即使发现了案件中存在的疑点，也没有进行认真、深入、细致的分析，进而加以排除。
三、 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保证公正公平执法
这七起死刑改判无罪的案件的教训是深刻的，充分暴露和反映了我们执法人员在执法观念、执法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从错案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树立符合现代法制精神的新型司法理念，改进工作作风，切实承担起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重要职责。
一是要树立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思想。打击犯罪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而打击犯罪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保护人民，特别是宪法修正案将保护人权写进了宪法，我们应当对于被害人、被告人的权利一视同仁，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一定要牢记“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理解“错放只是一个错误，错判可能是两个错误”的深刻含义，决不能在破案压力大、难以交待的情况下，冤枉无辜，推卸责任。“宁可错放十个，不可错判一个”，这句英国谚语在我们国家真正得到实现，重要的是人们要更新观念，司法机关真正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做到办案不忘稳定，打击不忘保护，树立大局观念、人权意识。
二要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则。只有程序合法，才能保证实体的正确，没有公正的程序，就无法取得客观的实体。要树立文明执法、严格依法办案的意识，把查明案件真相与遵守办案程序联系起来，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绝不搞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三是要用“无罪推定”代替“有罪推定”的执法观念。虽然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但是办案人员先入为主的思想往往使办案中先认为嫌疑人有罪，再去收集证据。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我们对于犯罪嫌疑人只能认为其有嫌疑，而是否真的有罪或者无罪只有在彻底、全面地取得证据后才能认定。要正确对待被告人翻供现象，特别是要注意充分听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充分重视无罪辩解，切实做到排除合理怀疑，疑罪从无。
四要以新的理念改革刑事证据制度。未来的刑事证据制度要以人权、秩序、公正、真实、效率为基本理念。刑事诉讼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刑事证据法制追求的基本目标，在刑事证据制度方面应确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沉默权、律师询问在场权、禁止双重危险等原则与规则。惩治犯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刑事证据制度中设定强制措施，特殊侦查手段是必要的，但是惩治犯罪不得以侵犯人权为代价，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须遵循授权原则、比例原则和适当原则。在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上，仍应坚持以客观真实为基础，同时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侦查人员要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努力实现证据的真实性。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努力提高诉讼效率，不因片面追求效率而损害司法的公正性。


根据刑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适用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理解


2001年7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明确：行政执法机关是指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由此，行政执法人员既包括在行政执法机关中从事执法的人员，也包括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从事执法的人员，同时还包括受行政机关委托从事执法、受行政机关聘用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该罪主体一般为负责查处某种行政违法案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及案件承办人员，如工商、税务、海关、质检等机关的工作人员。


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主体身份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关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对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我们认为需要具体分析。公安机关具有双重性质，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治安、交通、消防、户籍、特种行业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权，又是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等，履行刑事司法的职能。因此，判断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的关键，需要考察行为人行使的是行政执法权还是刑事司法权。如果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徇私舞弊的行为发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反之，如果行使的是刑事司法权，则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争议的焦点之二，就是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认定。根据党章规定，纪律检查机关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教育、检查和执行纪律的职能机关。根据行政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的人员实施监察，监察机关的权限主要是检查和调查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并根据检查、调查结果依法做出监察决定或提出监察建议。在我国现阶段，纪检、监察机关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对违反党纪、政纪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进行查处，确实存在一些工作人员出于徇私舞弊，将部分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仅做违纪处理，没有移交司法机关的情形。那么，纪检、监察人员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呢？对此，争议较大，存在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等观点。《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在界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时明确，该罪是指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监察等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似乎是持肯定的立场。对此，我们认为从行政法理论出发，行政执法体现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外部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监察则是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体现的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纪检部门对违法违纪人员进行查处时，执行的是党的纪律。监察机关尽管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属国家行政机关，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本身不具有对外管理的行政职权。如果肯定纪检、监察人员能成为本罪主体，则不符合本罪设置的宗旨。其实，对于纪检、监察人员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可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争议的焦点之三，就是本罪主体中能否包括单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行政执法机关为了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利益，徇私舞弊，经过单位或部门办公会等形式集体研究决定，以罚代刑、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情形。从单位犯罪理论角度，此种行为似乎具备单位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特征，应以单位犯罪定罪处罚。但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通常采取明示的方式，而刑法第四百零二条对单位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并未予以明确规定，因此，在刑法尚未对此进行修订之前，单位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当然不以单位犯罪处理，能否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对“前案罪”的认定


笔者认为，认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不应以未移交的犯罪嫌疑人已被生效判决确定有罪为前提，在对前案确定有罪以前，可以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先行作出判决。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向公安机关移送。对“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刑事案件”中的“刑事案件”，要求的仅是进行实体上的预断，即是否有证据证明涉嫌构成犯罪。如果涉嫌构成犯罪，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就负有应当移送的义务。那种将“涉嫌构成犯罪”理解为必须经过人民法院作出有罪的生效判决，对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行为人的侦查、起诉、审判要在其“未移交的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进行的理解，显然与立法原意相悖。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的相关规定，对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未予移交的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需要以“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为前提条件。这里的“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应当理解为是指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依法应当适用的法定刑，而不是指实际判处的刑罚。如果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应当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量刑，但因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量刑情节而实际判处低于三年有期徒刑刑罚的，不影响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成立。


三、对“不移交”的把握


本罪在客观方面必须有依法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事实。其中，“不移交”是指行为人有义务移交而没有移交。司法实践中，争议之一在于：“不移交”是否仅指向司法机关不移交。对此，我们认为“不移交”不能局限为不向司法机关移交。由于行政执法机关一般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某一项具体行政执法事项的完成往往需要经过承办人员、部门负责人、单位领导等逐级汇报，乃至集体讨论的流程。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立即指定两名或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三日内批准移送或者不批准移送的决定。如果将“不移交”理解为仅指向司法机关不移交，则犯罪主体大多为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这无疑大大缩小了本罪的适用范围。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向司法机关不移交，是指向有刑事侦查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移送。


争议之二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不移交”的时间。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发现有严重违法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应当移交，否则就构成不移交，即发现之时移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行政执法主体对已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作出不处罚或以罚代刑决定的时候，认定其为应当移交而不移交。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从本罪的发案情况看，大多是在行政执法主体作出了不给予任何处罚的决定，或仅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之后才案发的。以行政执法主体作出处理决定作为认定应当移交而不移交的时间，具有实际上的可操作性。如果以发现之时作为判断标准，则失之过严，且不便于实践操作。


争议之三在于：“不移交”的刑事案件能否包括自诉案件。刑事自诉是相对公诉而言，即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不通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是赋予享有自诉权的当事人以选择权，自行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不移交”的刑事案件不能包括自诉案件。一方面，对此类案件享有自诉权的人具有选择权；另一方面，刑法对此类案件法定刑的设置较低，达不到本罪的罪量要求。因此，行政执法人员对此类案件作了行政处罚而未予以移送公安机关作刑事立案查处的，不构成本罪。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