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
国资评价〔2003〕72号
关于印发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的通知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央企业：
为了加强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监督管理，规范企业资产损失的核实和认定工作，根据《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国资委令第1号)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我们制定了《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企业自身实际，认真遵照执行，并及时反映工作中有关情况和问题。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三年九月十三日
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监督管理，规范企业资产损失的核实和认定工作，根据《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本规则所称的资产损失，是指企业清产核资清查出的在基准日之前，已经发生的各项财产损失和以前年度的经营潜亏及资金挂账等。
第三条企业清产核资中清查出的各项资产损失，依据《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及本规则规定进行核实和认定。
第四条企业清产核资中清查出各项资产损失的核实和认定，依据有关会计科目，按照货币资金损失、坏账损失、存货损失、待摊费用挂账损失、投资损失、固定资产损失、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损失、无形资产损失、其他资产损失等分类分项进行。
第五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对企业清产核资中清查出的资产损失进行审核和认定工作。
第二章资产损失认定的证据
第六条在清产核资工作中，企业需要申报认定的各项资产损失，均应提供合法证据，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社会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和特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
第七条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是指企业收集到的司法机关、公安机关、行政部门、专业技术鉴定部门等依法出具的与本企业资产损失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主要包括：
（一）司法机关的判决或者裁定；
（二）公安机关的立案结案证明、回复；
（三）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注销、吊销及停业证明；
（四）企业的破产清算公告及清偿文件；
（五）政府部门的公文及明令禁止的文件；
（六）国家及授权专业技术鉴定部门的鉴定报告；
（七）保险公司对投保资产出具的出险调查单，理赔计算单等；
（八）符合法律条件的其他证据。
第八条社会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是指社会中介机构按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论证和分析计算基础上，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对企业的某项经济事项发表的专项经济鉴证证明或鉴证意见书，包括：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专业鉴定机构等出具的经济鉴证证明或鉴证意见书。
第九条特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是指本企业在财产清查过程中，对涉及财产盘盈、盘亏或者实物资产报废、毁损及相关资金挂账等情况的内部证明和内部鉴定意见书等，主要包括：
（一）会计核算有关资料和原始凭证；
（二）资产盘点表;
（三）相关经济行为的业务合同；
（四）企业内部技术鉴定小组或内部专业技术部门的鉴定文件或资料（数额较大、影响较大的资产损失项目，应当聘请行业内专家参加技术鉴定和论证）；
（五）企业的内部核批文件及有关情况说明；
（六）由于经营管理责任造成的损失，要有对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赔偿情况说明。
第十条对作为资产损失的所有证据，企业都应当根据内部控制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进行逐级审核，认真把关；承担企业清产核资专项财务审计业务的中介机构应根据独立审计准则规定做好相关证据的复核、甄别工作，逐项予以核实和确认。
第三章资产损失认定的原则
第十一条为保证企业资产状况的真实性和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企业对清产核资中清查出的已丧失了使用价值或者转让价值、不能再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账面无效资产,凡事实确凿、证明充分的，依据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和清产核资政策规定，认定为损失，经批准后可予以财务核销。
第十二条企业对清产核资中清查出的各项资产损失，应当积极组织力量逐户逐项进行认真清理和核对，取得足以说明损失事实的合法证据，并对损失的资产项目及金额按规定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要求进行核实和认定。
对数额较大、影响较大的资产损失项目，企业应当逐项作出专项说明，承担专项财务审计业务的中介机构应当重点予以核实。
第十三条企业对清产核资中清查出的各项资产损失,虽取得外部法律效力证明，但其损失金额无法根据证据确定的，或者难以取得外部具有法律效力证明的有关资产损失，应当由社会中介机构进行经济鉴证后出具鉴证意见书。
第十四条企业对经批准核销的不良债权、不良投资等损失，应当认真加强管理，建立“账销案存”管理制度，组织力量或成立专门机构进一步清理和追索，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第十五条企业对经批准核销的报废毁损固定资产、存货、在建工程等实物资产损失，应当分类排队，进行认真清理，对有利用价值或者能收回残值的，应当积极进行处理，以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第十六条企业清查出的由于会计技术性差错引起的资产不实，不属于资产损失的认定范围，应当由企业依据会计准则规定的会计差错更正办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提出相关意见后自行处理。
第十七条企业集团内部单位之间、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互相往来款项、投资和关联交易，债务人核销债务要与债权人核销债权同等金额、同时进行，并签订书面协议，互相提供处理债权或者债务的财务资料。
第四章货币资金损失的认定
第十八条货币资金损失是指企业清查出的现金短缺和各类金融机构存款发生的有关损失。
第十九条企业清查出的现金短缺，将现金短缺数扣除责任人赔偿后的数额，依据下列证据，确认为损失：
（一）现金保管人确认的现金盘点表（包括倒推至基准日的记录）；
（二）现金保管人对于短款的说明及相关核准文件；
（三）由于管理责任造成的，应当有对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赔偿情况说明；
（四）涉及刑事犯罪的应当提供有关司法涉案材料。
第二十条企业清查出的存款中金融机构已付、企业未付的款项，依据财产清查基准日的银行对账单及相应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要逐笔查明银行已付、企业未付款项的形成原因，确认与收款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核实情况分清责任。对不能收回款项，比照本规则坏账损失的认定要求，进行损失认定。
第五章坏账损失的认定
第二十一条坏账损失是指企业不能收回的各项应收款项造成的损失，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等发生坏账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二条对在清产核资中清查出的各项坏账，企业应当逐项分析形成原因，对有合法证据证明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分别不同情况，认定为损失。
第二十三条债务单位已被宣告破产、注销、吊销工商登记或者被政府责令关闭等，造成应收款项无法收回的，依据下列证据，认定为损失：
（一）法院的破产公告和破产清算的清偿文件；
（二）工商部门的注销、吊销证明；
（三）政府部门有关行政决定文件。
对上述情形中已经清算的，应当扣除债务人清算财产实际清偿部分后，对不能收回的款项，认定为损失。
对尚未清算的，由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对确实不能收回的部分，认定为损失。
第二十四条债务人已失踪、死亡的应收款项，在取得公安机关出具的债务人已失踪、死亡的证明后，确定其遗产不足清偿部分或无法找到承债人追偿债务的，由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认定为损失。
第二十五条债务人因遭受战争、国际政治事件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由企业作出专项说明，经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认定为损失。
第二十六条逾期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有败诉的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胜诉但无法执行或债务人无偿债能力被法院裁定终（中）止执行的，依据法院的判决、裁定或终（中）止执行的法律文书，认定为损失。
第二十七条在逾期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中，单笔数额较小、不足以弥补清收成本的，由企业作出专项说明，经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认定为损失。
第二十八条逾期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企业有依法催收磋商记录，确认债务人已资不抵债、连续3年亏损或连续停止经营3年以上的，并能认定在最近3年内没有任何业务往来，由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鉴证证明，认定为损失。
第二十九条逾期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债务人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的，经依法催收仍不能收回的，在取得境外中介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或者取得我国驻外使（领）馆或商务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后，认定为损失。
第三十条对逾期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企业为了减少坏账损失而与债务人协商，按一定比例折扣后收回（含收回的实物资产）的，根据企业董事会或者经理(厂长)办公会审议决定(二级及以下企业应有上级母公司的核准文件)和债权债务双方签订的有效协议，以及已收回资金的证明，其折扣部分，认定为损失。
第六章存货损失的认定
第三十一条存货损失是指有关商品、产成品、半成品、在产品以及各类材料、燃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发生的盘盈、盘亏、变质、毁损、报废、淘汰、被盗等造成的净损失，以及存货成本的高留低转资金挂账等。
第三十二条对盘盈和盘亏的存货,扣除责任人赔偿后的差额部分，依据下列证据，认定为损失：
（一）存货盘点表；
（二）社会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
（三）其他应当提供的材料：
1.存货保管人对于盘盈和盘亏的情况说明；
2.盘盈存货的价值确定依据（包括相关入库手续、相同相近存货采购发票价格或者其他确定依据）；
3.盘亏存货的价值确定依据；
4.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责任人赔偿说明和内部核批文件。
第三十三条对报废、毁损的存货，将其账面价值扣除残值及保险赔偿或责任人赔偿后的差额部分，依据下列证据，认定为损失：
（一）单项或者批量金额较小的存货，由企业内部有关部门出具技术鉴定证明；
（二）单项或者批量金额较大的存货，应取得国家有关技术鉴定部门或具有技术鉴定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鉴定证明；
（三）涉及保险索赔的，应当有保险公司理赔情况说明；
（四）其他应当提供的材料：
1.企业内部关于存货报废、毁损情况说明及审批文件；
2.残值情况说明；
3.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责任人赔偿说明和内部核批文件。
第三十四条对被盗的存货，将其账面价值扣除保险理赔以及责任人赔偿后的差额部分，依据以下证据，认定为损失：
（一）向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公安机关立案、破案和结案的证明材料；
（二）涉及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赔偿情况说明；
（三）涉及保险索赔的，应有保险公司理赔情况说明。
第三十五条对已削价、折价处理的存货，由企业有关部门说明情况，依据有关会计凭证将原账面价值与已收回价值的差额部分，认定为损失。
第三十六条对清查出的存货成本高留低转部分，由企业作出专项说明，经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认定为损失。
第七章待摊费用挂账损失的认定
第三十七条企业清查出的已经失去摊销意义的费用项目，由企业作出相关事项说明，经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认定为损失。
第三十八条企业清查出的长期应摊未摊费用，由企业作出难以自行消化的未摊销专项说明，经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认定为损失。
第三十九条企业清查出的有关应提未提费用，由企业作出专项说明，经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认定为损失。
第四十条企业清查出的以前年度由于国家外汇汇率政策调整引起的汇兑损失挂账，由企业作出专项说明，经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认定为损失。
第八章投资损失的认定
第四十一条投资损失是指企业发生的不良股权或者债权投资造成的损失，包括长期投资损失和短期投资损失。对清查出的不良投资，企业要逐项进行原因分析，对有合法证据证明不能收回的，认定为损失。
第四十二条被投资单位已破产、清算、被撤销、关闭或被注销、吊销工商登记等，造成难以收回的不良投资，依据下列证据，认定为损失：
（一）法院的破产公告或者破产清算的清偿文件；
（二）工商部门的注销、吊销文件；
（三）政府部门的有关行政决定文件；
对已经清算的，扣除清算财产清偿后的差额部分，认定为损失。
尚未清算的，由社会中介机构经过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对被投资单位剩余财产确实不足清偿投资的差额部分，认定为损失。
第四十三条对企业有关参股投资项目金额较小，确认被投资单位已资不抵债、连续经营亏损3年以上或连续停止经营3年以上的，由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对确实不能收回的部分，认定为损失。
第四十四条企业经营期货、证券、外汇等短期投资未进行交割或清理的，不能认定为损失。
第九章固定资产损失的认定
第四十五条固定资产损失是指企业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工具器具等发生的盘盈、盘亏、淘汰、毁损、报废、丢失、被盗等造成的净损失。
第四十六条对盘盈的固定资产,依据下列证据，确认为固定资产盘盈入账。
（一）固定资产盘点表；
（二）使用保管人对于盘盈情况说明材料；
（三）盘盈固定资产的价值确定依据（同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类似资产的购买合同、发票或竣工决算资料）；
（四）单项或批量数额较大固定资产的盘盈，企业难以取得价值确认依据的，应当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估价，出具估价报告。
第四十七条对盘亏的固定资产，将其账面净值扣除责任人赔偿后的差额部分，依据下列证据，认定为损失：
（一）固定资产盘点表；
（二）盘亏情况说明（单项或批量金额较大的固定资产盘亏，企业要逐项作出专项说明，由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
（三）社会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
（四）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和内部核准文件等。
第四十八条对报废、毁损的固定资产，将其账面净值扣除残值、保险赔偿和责任人赔偿后的差额部分，依据下列证据，认定为损失：
（一）企业内部有关部门出具的鉴定证明；
（二）单项或批量金额较大的固定资产报废、毁损，由企业作出专项说明，应当委托有技术鉴定资格的机构进行鉴定，出具鉴定证明；
（三）不可抗力原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固定资产毁损、报废的，应当有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如消防部门出具的受灾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事故现场处理报告、车辆报损证明；房管部门的房屋拆除证明；锅炉、电梯等安检部门的检验报告等；
（四）企业固定资产报废、毁损情况说明及内部核批文件；
（五）涉及保险索赔的，应当有保险理赔情况说明。
第四十九条对被盗的固定资产，将其账面净值扣除责任人的赔偿和保险理赔后的差额部分，依据下列证据，认定为损失：
（一）向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公安机关立案、破案和结案的证明材料；
（二）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责任人赔偿说明和内部核批文件；
（三）涉及保险索赔的，应当有保险理赔情况说明。
第十章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损失的认定
第五十条在建工程损失和工程物资损失是指企业已经发生的因停建、废弃和报废、拆除的在建工程项目造成的损失，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相应工程物资报废或者削价处理等发生的损失。
第五十一条因停建、废弃和报废、拆除的在建工程，将其账面投资扣除残值后的差额部分，依据下列证据，认定为损失：
（一）国家明令停建项目的文件；
（二）规划等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工程停建、拆除通知文件；
（三）企业对报废、废弃的在建工程项目出具的鉴定意见和原因说明及核批文件；单项数额较大的在建工程报废，应当有行业专家参与的技术鉴定意见；
（四）工程项目实际投入的价值确定依据。
第五十二条由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毁损的在建工程，将其账面投资扣除残值、保险赔偿及责任赔偿后的差额部分，依据下列证据，认定为损失：
(一)有关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证明;
(二)涉及保险索赔的，应当有保险理赔情况说明；
(三)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责任人赔偿说明和核准文件。
第五十三条工程物资发生损失的,比照本规则存货损失的认定要求,进行损失认定。
第十一章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损失的认定
第五十四条无形资产损失是指某项无形资产已经被其他新技术所代替或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期限，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不能给企业再带来经济利益，而使该无形资产成为无效资产，其账面尚未摊销的余额，形成无形资产损失。
第五十五条企业清查出的无形资产损失，依据有关技术部门提供的鉴定材料，或者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期限证明文件，将尚未摊销的无形资产账面余额，认定为损失。
第五十六条企业或有负债（包括担保、抵押、委托贷款等行为造成的损失）成为事实负债后，对无法追回的债权，分别按有关资产损失认定要求，进行损失认定。
(一)对外提供担保损失。被担保人由于不能按期偿还债务，本企业承担了担保连带还款责任，经清查和追索，被担保人无偿还能力，对无法追回的，比照本规则坏账损失的认定要求，进行损失认定。
(二)抵押损失。由于企业没能按期赎回抵押资产，使抵押资产被拍卖或变卖，其账面价值与拍卖或变卖价值的差额部分，依据拍卖或变卖证明，认定为损失。
(三)委托贷款损失。企业委托金融机构向其他单位贷出的款项，对贷款单位不能按期偿还的，比照本规则投资损失的认定要求，进行损失认定。
第五十七条国家特准储备物资发生损失的，按有关规定的审批程序另行报批。
第十二章附则
第五十八条企业应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妥善保管清产核资工作档案，清产核资各种工作底稿、各项资产损失认定证明和会计基础材料，应分类装订成册，按规定期限保存。
第五十九条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
张福坤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政治制度——绅士制度。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位居 “四民”之首，介乎于官民之间，他们具有人们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绅士阶层的崛起特殊、构成复杂、职能广泛、特权明显、社会影响深远，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从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变、制度来源以及属性、绅权自治以及与其他基层控制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分析，构成封建皇权统治的基础和重要保障的特色封建政治制度。
关键词： 绅士；绅士自治；自治职能；特权
中国绅士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或层面。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封建政权向乡土社会延伸的重要桥梁，高居于无数平民之上，支配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的代言人；同时他们也是官僚的后备军，政府官吏均出自这一阶层。中国绅士不仅是封建文化的占有者，而且也是封建文化的传播者和输出者，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费正清指出：“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绅士这一特权阶层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是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为实现地方社会政治力量均衡发展、有效维护封建统治而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一、中国绅士的基本涵义及其发展演变概况
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明清时期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社会集团登上社会舞台的。它拥有“绅士”、“士绅”、“乡绅”等多种称谓，但关于绅士阶层的基本涵义却众说纷纭。早先的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休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 张仲礼先生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的, 凡属上述身份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持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官职一般只授给那些其教育背景业经考试证明的人。” 绅士们获得这种身份后, 他们也非常注意炫耀权威而证明其特殊身份。 张仲礼先生则把“功名”身份作为绅士的标签，认为只要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可以取得功名就能跻身绅士行列。王先明先生则从社会结构的层次出发，认为绅士是与“官、农、工、商并列的项目”，是以科举功名为主体的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 可见，学界对中国绅士基本涵义的界定颇有歧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绅士本身在社会生活及其在近代变迁中呈现出较为复杂多样的社会“形态”，很难对这个群体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和规范；另一方面也与学者选取的视角和界定的标准的不同有关。称谓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变迁，称谓本身及其所指范畴也会相应地改变。但不管怎样，从绅士的地位和职能的角度看，士绅在农村中的地位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难以动摇的，无论绅士在社会发展中怎样“改头换面”，绅士的官民“中介”的社会地位和职能则被传承和延续，这是贯穿整个绅士阶层的本质的、稳定性的东西。
绅士阶层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牢靠的社会基础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整个历史运行轨迹上，绅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力量，只是在封建社会后期，才由昏暗的历史走向显亮的时代。 绅士力量的崛起既体现了封建社会文明的成熟，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进步。绅士力量的形成发展同贵族力量的下降消亡本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构成力量演化、替代的统一的历史过程。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国家，有是一个以官僚为本位的专制集权国家。儒家文化将两个本位构成一个同构体。回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到这个同构体的官制经历了由血统选士到科举选士两个阶段。在商周宗法制度下，家国同构体是地缘的国家和血缘的宗族相结合的有序结构，形成一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多元网络，实现对社会的层层控制。但是，在这种多元政治下，一旦王室衰弱，诸侯坐大，社会就会动乱。所以，秦灭六国改革旧制，要以中央集权取代宗法制下的多元政治，对血缘势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予以限制。秦朝短暂灭亡足见旧势力之大。西汉的六国贵族、东汉的豪强地主、魏晋至隋唐的门阀士族等血缘势力对中央政权的稳定构成很大的威胁。于是有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创新，自五代后取士不问家世。科举制对贵族力量的消亡和绅士阶层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隋唐开始、到明清时期成熟的科举取士制度则构成封建官僚体制的基础。由科举途径而获得的功名身份的终身制，使一批人沉淀下来，形成了一个有稳定的制度性来源的社会群体——士绅集团。 这个庞大的阶层是作为封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或日候补力量)而存在的，它源源不断地向官僚队伍输送人才，成为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础，这种有效的流动机制也使得封建社会政治获得大致的平衡和稳定。同时，绅权是封建皇权在地方社会的延续，绅士制度的存在是出于维护和实现封建统治的现实需要，是控制地方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的一种需要。封建社会实行官员任职回避制，加之官员的数量是很有限、官员在一地的任期不长(一般为5年)、官员与广大民众的直接接触很少等原因，封建社会存在严重的“官治”不足问题，需要一种有效的地方力量——绅士阶层来弥补。“绅士者，立于官与民之中间，而为地方行政之一种补助机关也。绅士在专制国之地位，其重要性如此。” 绅士既可以充当官民之中介、弥补官治之不足，封建统治者利用政权的力量，赋予绅士以特权，笼络之、利用之，便成为一种必要，其来源制度化便成为一种必然。
二、中国绅士制度来源与属性
张仲礼先生把中国绅士分为上层集团和下层集团。这是按照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进行的划分。他说:“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划分的细节, 那就会发现整个绅士阶层可以按水平划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集团。”“根据这一划分,许多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 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都属于下层集团。上层集团则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但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绅士组成。”同时, 张仲礼先生还根据绅士身份获得的途径分绅士为“正途”和“异途”两种。 这里,“正途”就是考试途径,“异途”则是捐纳途径。 王先明的叙说方法稍有不同, 他采用分类列举。他说:“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 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在清末户口统计项目中, 绅士也是同官、农、工、商并存的一项。但是,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 绅士比之其它社会群体, 其内部构成则更为复杂一些。检阅近代官私文献资料, 我们发现所谓绅士者, 大约有以下几类成分：1、具有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者；2、由捐纳而获得‘身份’者；3、乡居退职官员；4、具有军功的退职人员；5、具有武科功名出身者。”他还强调：“显然, 以上五种出身并非绅士成分的全部, 但它却是基本的构成因素。” 赵秀玲则认为绅士由离退职官僚、暂居乡里的官僚、担任乡里组织的领袖者和定居乡里的自由职业者构成。 从以上可以看到绅士集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集团。它既是官民沟通的中介和桥梁，又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它主要以智力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就职的范围又以功名和身份各异。做官是绅士的共同理想，但官职大多只向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开放，而低级功名的绅士往往徘徊在官场之外。绅士享有国家的特权，只是上层绅士充分享有，而下层绅士只能部分享有。由此可见，绅士是一个由多层面黏结而成的聚合体，维系这个聚合体的链条就是科举造就的功名和身份，而捐纳、保举、军功等所获得的身份和职衔则犹如缠绕于主链条之上的彩带，使绅士群体变的五光十色，呈现出多级化和复杂化的群体趋势。
绅士的社会属性是绅士阶层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或阶级的显著特征。中国绅士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具有独特的内在性格和外在表征。要弄清绅士的属性，就要把它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绅士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特殊的特权集团，人们很容易把它与封建社会的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等同在一起。实际上，虽然绅士确与他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内在不同。绅士包含了退职乡居的官僚，而官僚是指政府官吏，是有实际权位的执政者集团。绅士与知识分子都以知识为主体，但两者并不相同，绅士中通过捐纳、保举、军功出身的绅士并不具有知识特征。另外，从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看，绅士总体上是处于治者阶级地位的，但却不等同于地主阶级。两者划分标准本来就不同，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经济。地主阶级必须占有相当数量土地，以剥削农民为生，绅士之所以为绅士，并不是看其有无土地，而是以有无功名身份而定。绅士因贵而尊，地主因富而显。可见，绅士不是一个纯粹的封建等级，而是“一个处于封建官僚之下，平民之上的独特社会阶层，而且是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
三、绅士主导下的地方自治
传统政府职能或行政是为了保障王朝的安全、家天下的稳定。秦代以降的政治结构和功能都围绕这一点行政 ，至于其属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社会保障、社会公平 、基础经济建设等主要职能则处于从属地位 ，只要不危及王朝的统治 ，政府是可以不过问的 ，而这些领域正是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所在。传统政府行政虽然从制度设计形式上实现了王朝的安全 ，但自秦汉以来 ，家天下统治并没有万世长存 ，改朝换代仍频频发生。只不过皇权的颠覆大多不是源于行政官员的反叛而是源于基层百姓的造反。传统政府也曾试图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如连坐、保甲等，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为基层社会被其锻造的特殊绅士阶层所控制，绅士的乡土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基层控制只能通过绅士才能发生作用。州县以下的广大的基层社会也正是绅士发挥作用的空间领域。在传统行政过程中，绅士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实际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功名、学衔获得的 ，主要通过政府的科举考试取得的 ，其资格也是终身的。除了出仕做官外，许多绅士参与、协助地方官吏管理甚至控制基层社会 ，虽然政府明令禁止绅士涉及行政权力 ，但实际运作中大量参与行政。绅士担任幕僚是其参与行政的一种方式 ，上层绅士常常担任封疆大吏的幕僚 ，下层绅士一般成为知县的幕僚。知县是国家派来治理一县的唯一行政官吏 ，其治理一县数十万民众的确勉为其难。由于县令的俸禄有限 ，大量使用幕僚辅佐治理是行不通的 ，因为幕僚没有俸禄而由知县负担。依靠县级官吏治理数十万乡民的乡村社会非常困难 ，因而绅士直接控制乡村是其参与行政的主要方式。
四、绅士的自治职能及特权
（一）自治职能
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职责。有人曾说过：“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县一级官员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
首先，就绅士和官府关系看，它是官与民联系的桥梁和中介。 绅士可表率乡里，有钱有势有知有识，一向为官民所重视。绅士可上行下达，调节官民关系，如地方官让绅士代其向民宣谕讲解。处理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摩擦，清末时，华北泥井镇屠户拒绝交税，“由此屠户与收税人之间展开了持久的战争。当屠户罢市，集上无肉之时，当地绅士便出面干涉，最后达成协议。” 可见绅士在疏通政府与百姓的隔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当然，绅士有时候也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表与官府斗争。保护百姓当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绅士常常作为地方利益保护人的身份出现，对政府采取一种对抗态度。如抵制官府对乡里随意征收赋税等经济盘剥。再如抗议地方官不恤民情，乾隆年间乡绅郎秀才率民冲击漠视乡里灾情的县官即是一例。
其次绅士对发展乡里经济有重要职能。对乡里社会来说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绅士一直把乡里经济发展作为重大事情来抓。主要表现在督促生产、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管理工商等。清代不少绅士对水利建设非常重视，河南绅士吕游撰文坚决要求重修“故闸”，并自责曰：“前贤创之，后人不能守之者，邑绅士之过也。” 再次，绅士调节纠纷、处理疑难和诉讼案件等方面也发挥重要职能。有的案件老是难以解决，最后只能有绅士决断。据《澎湖厅志•风俗记》记载：“大小俗事，悉听乡老处分，偶有鼠牙雀角，投绅缙洽望之，评其曲直。”
第三，绅士在文化教育建设上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有的绅士直接做塾师，如清朝直隶清苑的举人王锡三就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塾师。 有的绅士重修重设社学、书院，重视乡里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明代李升问和李待问兄弟就是代表。有的绅士还举行文会，对乡里百姓进行文化教育。另外，绅士对于修纂地方志非常热心，可以说许多地方志是在绅士的领导和参与下完成的。
第四，公共福利方面，由于公共福利的政府资金有限，州县官必须依靠绅士的支持。通常程序是，政府设立一个董事会，并指定绅士做会长，募集和管理官绅百姓捐献的资金。而且绅士通常会受州县官的委托，领导监督慈善机构的经营。许多官员认为，由绅士主管的公共福利事业其效率比书吏管理高的多，而其成本却低的多。在发生饥荒或洪水灾害时，绅士不仅募捐赈灾资金，而且直接操办救济事务。大量的义仓是由绅士经营的。 第五，维护乡里社会的政治安宁，组建地方民团。绅士在组建地方民团以保卫其身家财产所系的家乡的过程中，总是扮演领导角色。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渴望维持现状，抵制任何可能危害既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地方防务，这种需要强有力的权威和财务支持的任务就自然落到绅士的肩上。历史上明末绅士为抗击满族入侵曾组织地方自卫。清朝尤其太平天国期间，由于常规军队的崩溃，政府鼓励绅士组建民团。
（二）绅士的特权
绅士在实现其自治职能的同时也并不是没有报酬的，他们不仅在政治文化上享有特权而且享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特权。这些特权可以说是作为其参加地方管理、控制基层社会 、治理百姓的酬劳 ，实与行政官吏无异 ，属于不同于平民百姓的封建特权阶层。这些特权和功名是王朝给予的也是可以随时收回的 ，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控制绅士和绅士乡村“自治”。绅士的特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经济上的赋税和徭役优免权和法外特权。绅士阶层享有封建等级制度赋予的经济特权。明清时期，绅士(甚至其部分家族成员)都可以免纳丁税、徭役。明洪武年问，规定现任官员、退职官员、官员死后其家皆可免役。国子监监生免役，府、州、县学生本身免役、户内亦优免三丁役。其他一切杂色差役，也在优免之列。清代亦明文规定，不得指派文武生员服官徭或各种杂役旧。 同时，绅士还有一定赋税的优免权。而且，在等级身份的庇护下，绅士还常常以拖欠或转嫁于平民等手段，少纳或不纳田赋，享有某种意义上的“法外”特权。
2、政治上的特殊权力和法律上的特别保障权。绅士具有在政治、法律上高于平民的种种特权。封建统治者利用成文法或不成文法，如律例、谕旨、成例等规定绅士在法律上的特权地位。如果绅士犯轻罪，他不会上刑。而且，对绅士犯法有减罪的规定，与官员犯法者一样。法律还特别保护绅士免受平民百姓的冒犯，如有冒犯，法律将予以严惩。大清法律规定“吏卒骂举人比照骂六品以下长官律杖七十”，而若骂的是一普通人，仅鞭责十下。对绅士的惩
罚，一般是比照官吏进行的。绅士直接涉讼，本人可不必亲自听审，可派其仆人到庭，与现职官员同一待遇。 清政府有“待绅士”的规定，要求地方官员每到一任要先行拜会地方有名望的绅士，平日亦要经常接见绅士。绅士则享有特殊的“见官权”，可自由见官，具有同官府交往的某种特殊地位。种种规定，从制度上保障了绅士权力的合法性。
3、文化和礼俗上的特殊地位。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文化和礼俗上的优越性亦可保证绅士的特殊地位。在一本知县必读手册中，明确要求知县要适当对待绅士：“为政不得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周不可权势相加。”同时，还要求新任知县必须了解该地“恬退隐逸向时礼数褒异者几人，乡宦见任几人，致仕几人，举人贡监生员若干，其接见常规如何……”。 这保证了绅士在文化礼俗上的独尊地位。清政府赋予绅士以特权地位，还在各种外显的礼仪上体现出来，如绅士在拜见地方官时，可免去一切平民所必需的限制和礼仪；一般平民要称呼绅士为“老爷”；只有绅士才有可能出席一些庄重的典礼场合，如文庙的官方典礼、家族的熏要祭礼活动等，并被视为一种荣誉。甚至绅士所穿的服饰也而区别于平民，体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这些无疑也是绅士权力 (或称为“权威”‘)和威望的重要来源。
五、绅士自治与其他基层社会控制形式（宗族、乡约）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宗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是封建王朝不可或缺的基层组织和赖以维系的支柱，由家族制度产生的族权是仅次于封建政权的巨大权力系统。千百年来宗法制也在承继中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清代已经发展成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姓聚落体的主要控制形式。村落作为乡村社区的基本聚落形式本是一种地缘的组合，但是，汉文化独特的格局和传统自有复杂的生成机制，而其中关键之一是氏族解体不充分，血缘纽带在几千年的古史乃至于近代史中一直纠缠不休，……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的家庭、家族却延续数千年之久，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 清朝农民也大多是聚族而居，以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宗族社会群体，是乡村社会群体中的重要部分。它所拥有的强固的内部凝聚力，是其他社会群体所无法比拟的。自明朝废除关于建祠和追祭的世代限制后，庶民皆有权建置祠庙，以至一村镇中几乎所有农民都被纳入一个族姓的宗祠。在宗族组织系统中，惟有族长才是这一社会群体的集中代表：支持祭祀；支持族人的日常生活，如婚丧嫁娶、分家、立嗣、财产继承、调节纠纷等；支持制定宗法族规，并对族人触犯族规者予以制裁；代表宗族对外交涉。无疑，宗族群体具有着属于自身特征的社会控制系统，实现社会控制。
“乡约”也是乡村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有乡约所聚合起来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强调传统伦理的地缘性互助组织，以原始民主形式来规范、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乡约”这种民间控制组织源于宋代，主旨是：“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书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浚者绝之。” 清朝统治者也十分注重“乡约”的控制作用，屡颁圣谕普及推广于乡村社会。到康熙十八年，由大臣奏进名曰《乡约全书》刊版分发，使乡约组织纳入了官方教化训俗的职能。直到民国初年，在乡村社会中仍保留着“乡约”的社会控制形式，如山西乡村的《公议禁约》。
在宗族、乡约系统中，绅士阶层则处于绝对的控制主体地位。宗族系统的族长职位便突出了绅士阶层的地位。宗族以德、爵、功作为从祀标准，把有功名的读书人，有官品的族人以及对宗族有贡献的生员，生前作为宗祠的主人，死后作为崇祀的对象。绅士的身份与灵魂都在族人的崇敬中获得了权威的意义。因而，“族正以贵贵为主，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族约以贤贤为主，皆由合族公举”。 一般说来，作为宗族经济命脉的族田是由绅士所控制的。在宗族祠堂的主持和管理上也主要或首先是由绅士担任的。显然，宗族是以绅士为首的组织。乡约在明朝中叶社会危机出现后才大规模兴起。其目的在于弥补官方基层组织对社会控制的不足。明朝乡约的约正、约副由乡民选举本约之内的德高望重者为之，绅士只要负责选拔一些生员负责对约正、约副进行培训，很少直接担任约正、约副。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