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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冷暴力”也叫“精神暴力”，主要指夫妻双方在产生矛盾时，不通过殴打等暴力方式处理，而是采取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对方的态度。
“冷暴力”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衍生物。这是由于一些现代家庭中，夫妻双方文化、知识水平都比较高，对传统的暴力行为都比较克制，当矛盾产生时他们碍于情面轻易不会厮打怒骂，而“理智”地采取冷暴力这种消极应对的方式，常为“三不政策”即：不说话、不理睬、不关心，即使说话也常是嘲笑、语言折磨。有专家认为，精神虐待等冷暴力比显性暴力造成的危害更大。更有专家认为，精神暴力对妇女的伤害不亚于身体暴力，长期遭受精神暴力，容易出现情绪表达障碍和性格扭曲。轻者会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重者可能产生自杀倾向。

中国法学会对全国家庭暴力现状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在发生矛盾的家庭中会出现夫妻双方互不理睬现象的比重为88%。一项针对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四城市2000多个家庭的入户调查显示，70%以上的家庭都有过或正处于不同程度的冷暴力，其中冷暴力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受过良好教育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家庭。

因此，对“家庭暴力”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家庭暴力行为的主体范围：对家庭暴力的认定并不单指夫妻之间的暴力，还包括对子女等其他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家庭成员”一般应理解为具有亲属身份关系并且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的人员。

第二，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这里的“其他手段”主要是针对冷暴力等复杂多样性的行为而言。

第三，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实施的家庭暴力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达到一定程度的，才可认定为家庭暴力。它不仅包括身体的伤害，也包括精神等方面的伤害。

在审判实务中，法官不能机械地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理解为一次性的伤害后果，应做扩大解释，认定伤害后果既有受害人身体上显而易见的伤痕等，也包括长期遭受精神折磨造成的心理健康损害。有学者认为，现实生活中，更普遍更广泛的是那些每次都看似没有严重后果，却对受害人伤害一点也不轻的冷暴力等家庭暴力案件。

综上，笔者认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应当以加害一方的暴力行为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为认定标准。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的冷暴力行为造成较严重心理健康损害的，即构成家庭暴力。这也是国际社会关于家庭暴力的普遍理念。



善的政府和恶的人民

旷继东


　　最近有两起令人瞩目的事件，一起是王帅在网上发帖被拘留，一起是温州的“房事门”。王帅的遭遇让人联想起多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后者以生命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消亡，前者也注定会由自己的“因贴获罪”而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个符号，虽然类似的事件在之前屡有发生。
两起事件的是非已不必讨论，但在面对事件的过程中，尽管两地政府距离遥远，相关人员最初的反应或表态却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现象让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王帅事件中，政府人员的说法是，（王帅的帖子）“严重损害了灵宝的形象，特别是伤害了市抗旱工作指挥部和市水利局负责同志”，“市抗旱办、市水利局的一些负责人不是受到同学、熟人的询问，就是受到一些电话的谩骂干扰，严重侵犯了其人格和身心健康”，而认为王帅则是“因家人对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款项不满，他多次咨询相关部门后认为政策不公，拍摄了部分照片炒作此事，意欲达到个人目的”（http://gz.house.sina.com.cn/news/2009-04-13/10073845286.html）。
温州“房事门”事件中，政府人员说，“这个事件不存在违法违纪的问题，也不存在如何处置官员们购买的安置房的问题，将来补上差价就行了”，对于网上发帖者，则评价说：“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扩大事实 ，吸引媒体注意”、“闲着没事干”、“这是个有心人 ，但不实事求是”（http://news.sohu.com/20090410/n263316927.shtml）。
通过这些话语，如果不考虑其他的事实，旁观者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两个对比强烈的形象，即受尽冤屈而又无比善良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刁蛮古怪邪恶奸诈的王帅和网友们。
或许，王帅们并不能代表“人民”，甚至可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因此本文题目所说“恶的人民”又有些不确。但在政府许多人员的眼里，王帅并不是特定的，揭露“房事门”的网友更没有确指，换成任何一个“人民”中的其他人，都不会影响政府人员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帅们又能够代表着与政府相对应的“人民”，王帅们的恶在这些政府人员观念里等同于“人民”的恶也并无不当。
既然“人民”是恶的，或者存在“恶”的本性，那么自然就需要政府来管理，来控制，而不能放任自流，比如，严格推行户籍制度以限制迁徙，严格控制新闻审查以规范言论等等，一切的制度都首先着眼于管理，而不是提供自由。因此，一件简单的事，我们都需要办理无穷无尽的手续，盖一个又一个的章，申请一级又一级的部门审批。
既然“政府”是善的，或者被推定是善，因此，可以尽可能赋予政府更大更灵活的权力，相信政府能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或者，具有公仆的伟大道德。于是，随便翻开一项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常常能找到赋予政府部门大量自由裁量权的条款：或者是标准模糊，让政府自行掌握，或者是不宜统一规定，由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具体制定等等。对于政府官员，由于推定他们有高尚的道德，因此不需要他们公布自己的个人财产，甚至可以视批评者为毁谤。
当然，以上的推论仅仅站在政府人员的立场，而在对立面，以普通民众的立场，是否有些不同呢？纵观历史古今，笔者有些悲凉地发现，虽然“人民”的恶有些不能成立，但政府的善却根植得很深，除了少数“苛政猛于虎”的时代之外，政府总是以一种可供人民依赖的形象而存在，虽未必言“善”，但至少也保持了不善不恶的中立。
不过，以上的这种观念显然与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从法治的角度，政府的本质不仅远远不是善，甚至离中立也很远，而根本是恶的。政府之所以“恶”，源于权力的本性。当然，权力本身无所谓善恶，但却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本性。而政府的权力在很多时候又是与人民的权利相对，政府权力的膨胀，必然意味着人民权利的萎缩，也即对人民权利的侵蚀。因此，在法治的社会里，有必要对政府的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要以“性本恶”来看待政府的行为，在不得不授予其一定权能以保障社会公共服务以外，应尽可能以一切手段节制其权力，防范其异化。所以，除了法律规定政府所享有的权力之外，“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法律之外，不应有任何灰色地带供政府自由出入。
当然，本文所关注的，不是要评价某个特定地方政府的表现，而是如何看待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笔者无意否定“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良好期望，恰恰相反，以“恶”来看待政府，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因为，正如上文分析，只有尽可能节制权力，才能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才能防止权力的膨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不非法侵犯权利，只有这样的权力，才是为权利服务的权力。也即是说，只有认识到政府“恶”的本性，然后以各种渠道来限制和平衡政府的权力，才可能真正得到一个为人民的政府。
而这，显然与许多人的思维相抵触，甚至，在表面上，与社会主义的理论相违背。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这个制度下的政府已被推定是“为人民”的政府，也就是“善”的政府，这个“政府”，除了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的私利，也不可能危害人民，他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着眼于大局的，都是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政府”完全属于意识形态上“政府”，是属于我们期望中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仍然需要首先以“性本恶”的态度来对待，才可能真正达到。
以“恶”来看待政府，并不是要推翻政府，或者走向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政府机构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成果，也是现代社会耐以存在和正常运转发展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同时又像是一朵盛开的罂粟花，所结的果实带有原生的毒性，适当使用能有益健康，而食用过多则导致危害。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无数个朝代的兴衰更替，从当政者初始时的自我警醒和约束，最后仍免不了因权力的自我膨胀而归于灭亡。
人民与政府，或许正如农夫与蛇的故事，将“政府”想象成或误认为“善”，最终伤害到的只能是性本善的“人民”。对于今天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政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目标。